论文买卖需求大，卖方服务“一条龙”——

　　破“五唯”能否刹住学术交易之风

　　高校的师生都要面临论文的考察。但你能想象，对于有些人来说，发一篇论文，可以像网购一样轻松吗？

　　在论文买卖的流程中，买方只需要交钱，卖方代写代发“一条龙”服务。如此“简单”的操作背后，知识生产活动已经超越本应有的边界。

　　论文买卖市场需求旺盛，博士生为求职买SCI论文

　　在高校运行的种种标准中，论文是“硬通货”之一。事关职称晋升、评优评先，有的还是入门任教的基本门槛。

　　2010年年初，媒体刊发一则报道，披露武汉大学沈阳研究团队的调查发现：我国买卖论文2009年产值高达10亿元人民币。

　　10年后，论文买卖情况如何？记者辗转联系上了一位当事人。

　　刘劲，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南方一所职业学校任教。现在，他和朋友正攻读海外一所高校的博士学位。因为疫情原因，大部分时间在上网课。

　　关于读博的目的，刘劲直截了当：冲出重围，到一个三本或者是好的二本学校任教。在读博的“四年规划”里，最关键的一环是“发SCI论文”。

　　按照刘劲的说法，凭借博士学位，再加上SCI论文的优势，在一般本科院校求职不成问题，运气好的话，还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安家费”。在他的盘算中，这笔投资是“划算的”。

　　2020年年初，“经过长时间考察”后，刘劲和朋友决定买一篇SCI论文。两人合写，分别为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他们打算买的是“四区论文”(注：期刊按照影响因子高低依次排序，此为SCI中最低区域)，“全程一个月代写代发，前前后后一共花39000元就可以搞定。”

　　在和朋友分别交了5000元，一共1万元订金的两个月后，刘劲收到了一份期刊的用稿通知，“不过，正式出刊还要等半年。”

　　但是，现实很快发生了变化。

　　2020年，科技部印发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试行)》，教育部印发了《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两部委对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提出了要求，“评价重点是论文的创新水平和科学价值，不把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直接判断依据”。

　　刘劲发现，“算盘好像打错了。”一些高校改变了论文评价标准，不再将SCI论文与教师招聘硬性挂钩，“四区的SCI论文好像已经没有优势了。”原本打算再发一篇SCI的刘劲告诉朋友，“还是算了”。因为已经收到的第一篇论文的录用通知，他们只得“硬着头皮付尾款”。

　　那高分区的论文能买吗？一位高校教师透露，期刊影响因子越高的论文越贵，“一区的论文叫价高达10万元以上。这种情况虽少，但并非没有。”

　　要价2000元代写本科论文：“改到你满意为止”

　　除了评聘职称、完成科研任务过程中存在买卖论文，这股“歪风”也开始在硕士和本科学段中蔓延。

　　记者在一个拥有近500名学生的微信群里询问：“是否有人可以代写本科论文？”

　　不到一分钟，一个名叫李彬，备注为新疆某大学硕士研究生的人，加上了记者微信。“如果是新闻传播或者经济学本科论文，我可以来。”

　　在了解论文大致方向后，李彬表示：“我这个学期刚好有一个专题做的就是这个”。言下之意，他的课程论文可以“改一改”，卖给记者。

　　为了打消记者的“顾虑”，李彬向记者展示自己的丰富经验，他此前还接过经济学本科论文代写，因为他本科学经济，研究生学的是新闻传播。

　　在费用方面，他补充说，如果加上开题的内容，要价2000元。不过，他一再强调“包修改”，“会根据导师提供的修改意见，改到你满意为止”。

　　此外，李彬还透露一些网店论文买卖的“套路”，劝记者小心“买论文上当”：“网上的代写要便宜些，大概1300元左右。他们会找一篇论文，翻译成小语种，再翻译回中文，直接发给你。这样的论文，虽然看上去是原创，但是语句不通顺。如果让他们修改，需要再加钱。”

　　为了印证这种说法，他随后给记者发来一张截图，有“客户”抱怨网店的论文代写业务，“改一次，还要花一次钱。”

　　记者问由他代写论文，会不会有被查出来的风险？李彬痛快地回答：“你不说我不说，谁能知道？”不过他也提醒，“在交论文和答辩前，你要提前看一下论文，不然你答辩回答不上来，我可没办法。”

　　网店论文售卖屡禁不绝：遇发稿高峰“需等待半年”

　　临近毕业，北京某高校博士生佑青正努力撰写20万字的博士论文。“写论文”和“发论文”的要求，一直让她和同学们感受到很大压力。

　　面对有人一年之内发好几篇SSCI论文的情况，佑青觉得“有问题”。但是有同学似乎看透了此中玄机，对此轻描淡写，“这很正常，出钱买知识版权而已”。

　　这弄得佑青“很无语”，她告诉记者。“一些网店可以提供论文代写服务，还可以保证质量”。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工作在上海的博士生在网上公开售卖SCI论文已10年，先后卖出了100多篇论文，发表于国内外学术期刊，牟利数百万元，买家多为高校师生。

　　记者调查发现，此类明目张胆的店家已被下架处理，但并非销声匿迹。顺着佑青的提示，记者找到一家网店，搜索“期刊”，出现大量“期刊查重”等店面信息。记者随机进入一家网店提出：“就读研究生，评奖学金，需要买论文。”迅速得到回复，“加微信聊，方便安排期刊专员，一对一推荐合适的期刊。”随后，期刊专员粒粒加上记者微信，询问要求后，迅速为记者选定了一家普通期刊，代写代发，报价1600元。这一费用包括文章修改润色费、公关费、版面费等全流程费用。

　　粒粒催促记者赶快确定，“现在发刊高峰期，很多2021年毕业生要发刊，现在都来提前准备了，满稿很快。如果要上那种可在知网上查到的期刊，需要等半年左右。”

　　佑青的疑问是：“如果学术道德不足以约束这些行为，为何不把论文买卖判定为违法行为，至少在知识产权领域可以探讨。”

　　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对从事学术论文买卖、代写代投以及伪造、虚构、篡改研究数据等违法违规活动的中介服务机构，市场监督管理、公安等部门应主动开展调查，严肃惩处。

　　法律监管缺位、学校不愿公开处理，遏制论文买卖难

　　很多人都有发表论文的需求，但期刊本身是稀缺资源，发核心期刊、发SCI收录期刊的要求，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

　　武汉大学教授张琳坦言，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还难以有效惩治买卖论文行为，对论文的需求方、代写方、第三方中介机构没有产生足够威慑。她建议，“对论文买卖行为和涉及的相关主体，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加以规制”。

　　“有刚需就会有市场。”张琳说，论文买卖十分隐蔽，查处难度大，学校一般很难实施有效管理。即使查到了，出于对学校声誉的保护，也大多不愿意公开处理，甚至可能有意遮蔽。

　　事实上，每位科研人员的研究方向都相对明确、固定，想在论文买卖市场上找到与自己研究方向完全一致的论文是很难的。张琳举例说，自己一直从事科技评价与科技政策研究，假如她某天突然在SCI期刊发表了一篇企业管理的论文，“必定非常可疑”。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教师花钱买论文，发表和日常研究相关性不大的论文，并不鲜见。在论文买卖链条上，这是一个容易发现的破绽。

　　“在未来，我国建立起负责任的同行评议制度与良好的科研文化氛围下，一般科研人员应该不敢冒这个风险。”张琳口中的“同行评议制度”，指的是评审专家需要针对论文实质内容和价值作出高质量评判，进行事前把关。“创新性强、高质量的论文，在相对低端的论文买卖市场是很难找到的，因此会大大减少论文买卖的需求。”

　　此外，针对本科和研究生层面参与论文买卖的问题，张琳认为，需要导师落实全程指导和监管责任，加强各层级学位论文的审核审查，“校内校外盲审不能为保毕业率而流于形式”。

　　在破“五唯”的背景下，我国亟待建立具有实操性的多维综合评价体系，张琳补充道，“当新的评价体系逐步完善后，学界对论文发表的单纯性依赖自然会降低”。

　　建立学术成果终身问责制，治理学术交易

　　近些年，在高校盛行以论文考核方式的背景下，当买版面发展成买论文，与论文有关的违规行为愈演愈烈。

　　清华大学副教授王传毅认为：“论文买卖是一种学术交易，与论著的不正当署名一样，是人情、权力、资本以不合规的方式换取知识产权的活动，从性质上来说是学术造假。”

　　“根治学术交易，要充分认识到‘三个不可能’。”王传毅提醒，同行评议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论文署上自己未成年孩子名字，也能发在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SCI期刊上。完全摒弃论文标准也不可能，其他形式的学术成果一旦纳入评价，也同样会被“交易”，还可能出现“因噎废食”的情况，毕竟论文是经过学术共同体评价后的知识增值，存在其合理性。加强网络监管，也不可能杜绝第三方中介的出现，只要获益超过成本，学术交易就会以更加隐蔽的形式出现。

　　王传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学术成果终身问责制，使企图学术造假、学术寻租、学术交易者不敢干、不易干、不愿干。在成果发表前的评阅阶段，增加学术伦理审查环节，评阅人可随机联系任一作者，要求提供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材料。”

　　事实上，当前国际学界倡导开放数据、开放同行评议、建立国家级公开透明的科技成果交流平台。“一旦需要发表论文，就必须把论文相关数据、过程、成果，上传到一个公共平台向所有人开放，接受借鉴、质询和监督。”张琳认为，“使科研数据信息、评审信息和成果信息最大程度开放和透明，将大大增加论文买卖等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的可能性，有助于促进科研诚信建设。”

　　“论文刊出后，并不应该一劳永逸。”王传毅建议，当论文成果用于后续学术评价活动，如招聘、评奖、面试及项目申报等，同样增设学术伦理审查环节，按需采用面试、电话或邮件方式，随机对作者学术成果贡献的真实性进行核验。他表示，“一旦发现做假行为，或经举报查实，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终身追责。”

　　(本报记者 陈鹏，本文部分受访者采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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