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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多所高校开设“死亡课”:抗争和妥协

2013年12月26日08:56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

  日本影片《入殓师》剧照

  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在上《死亡哲学》课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 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往往折腾了一整夜,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冲着1%的希望,花费100%的努力。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要努力学习,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邓累得额头冒汗,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卡根的“死亡课”上,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大学也许没有多少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许下心愿,想要完成大学生活。这个男生选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学》,一个他即将面对的课题。

  虽然知道课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但卡根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不过他也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像这个男孩一样,对他的课充满好奇。

  卡根说,他在耶鲁大学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学开会才发现,“我好像突然变成了摇滚巨星”。在这里,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签名,甚至回到耶鲁,路上遇到中国学生,还有人兴奋地拦住他,一边看着他一边给同学打电话,让他跟电话那端的人说,“我是那个教死亡课的雪莱”。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网搜索答案,看不懂汉语的他还拿谷歌翻译网页。结果他发现,“我好像在亚洲特别有名”——他关于死亡的书在美国销量惨淡,却在韩国登上了畅销排行榜,韩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喜欢我的课,要知道,那可是一门哲学课。”卡根说,他常常劝看过录像的学生不要选自己的课,因为他怀疑选课的学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简历上写一句很酷的话,“我学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来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开车遭遇车祸。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时候,卡根说他立刻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我意识到,原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死亡,而当死亡真的到来时,坐在讲桌上的那套逻辑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忆说。

  最终逃过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

  事实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王一方开了一门叫做《中日对决与中日生死观》的课程,带着他的学生用生死观去反思现实的冲突,“哄”着他们去思考死亡的意义。

  “你不要简单地做一个仇日派的愤青,你要去做个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说,“日本人的残忍、坚韧,都来自他们的生死观。”

  不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讨所有人喜欢。每学期督导组来旁听课,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师你这样不行啊,你上次讲乔布斯去世,这次又讲曼德拉过世,这样不够标准化啊!你得按大纲来,算清楚每节课涵盖多少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依次讲三分钟……”

  还好,同去听课的评课老师都力挺他。虽然哲学课“砍课砍得很厉害”,但他的课却得到了这样的评语:“不用改,这样挺好,就得这样。”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

(责编:王琼(实习生)、林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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