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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位杂志编辑的科研诚信调查震动学界

唐凤

2013年01月31日07:53        手机看新闻

 

  期刊越有名,科学家可能越爱走捷径,甚至编造数据,以便自己的论文能够发表。

  ■本报记者 唐凤

  看上去Ferric Fang和Arturo Casadevall似乎没有什么交集。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几乎不通电话。

  Fang在美国洛杉矶长大,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而Casadevall11岁离开古巴到达美国,在纽约与家人重聚后再也没有离开那里。“我以前从没想过从事与科学有关的职业,我不知道作研究也能得到报酬。”Casadevall说。

  尽管彼此存在不同,但他们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领域不断成长,逐渐拥有了大实验室、终身职位以及各种各样的荣誉。Fang任职于华盛顿大学,Casadevall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他们认识但并不熟悉,偶尔会碰面,仅此而已。

  直到5年前,命运使他们有了交集。那时,Fang和Casadevall决定重新体验那些最初将他们带入科学领域的东西:追逐、超越自己的兴奋之情。他们质疑:我们正在用最好的方式作研究吗?如果没有,我们能竭尽所能改变什么?

  最佳拍档

  “实际上,99%的科学家正被恐惧所驱动。”Fang说。一个清晨,他坐在费城的一间咖啡馆里,听着音乐。这里距离宾夕法尼亚大学数步之遥,而Fang刚刚在这所大学作了一场有关一氧化氮和细菌的报告。

  像往常一样,他遇到的那些同行更喜欢谈论研究之外的事情:获得下一笔拨款和发表另一篇文章带来的压力、科研不良行为的高比例等。而这些,Fang关注已久。

  2008年,Fang和Casadevall聚到了一起。当时,Fang是美国微生物学会(ASM)旗下刊物《感染与免疫》的总编辑,Casadevall也是那里的编辑之一。“我要写一些社论,于是向编辑们询问关于科学现状的意见。而Arturo在这方面做得很好。”Fang回忆道。

  这两个人发现彼此“志同道合”。2009年初,他们发表了名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同行评议改革——我们需要的是改变,还是猪擦口红》的评论(编者注:“猪擦口红”形容无论怎样装扮,甚至涂上口红,猪还是猪)。他们发现科学家依靠津贴支付工资,并质疑NIH提出的同行评议改革是否能带来很大不同。

  “我们的文章获得不错的反响,本来很少有人给杂志写信,但是他们很愿意给我们写信。”Fang提到。

  “我们的看法一致,不过Arturo是个诗人。”Fang说,Casadevall负责修饰语言,而Fang负责计算数据。这对“最佳拍档”一直用文章反思着同行评议、基础科研以及科学如何表达等问题。直到一天晚上,Fang收到一封邮件。

  这封来自日本琉球大学的邮件写道:“我们写这封邮件是希望告知你,以下发表在《感染与免疫》的文稿重复使用了其他文稿中的数据。”当时的Fang还不知道,这所大学审查了滤过性病原体学家Naoki Mori发表在《感染与免疫》上的论文,发现其多篇论文存在内容重复等学术不端行为。ASM相关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后来,Mori同意撤销这些论文。

  这件事对Fang的触动很深。之前,Fang一直在“科学能自我更正”的假设下进行工作。这之后,他忽然意识到:“很多科学研究可能是错误的。”

  问题所在

  Casadevall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古巴移民经历的影响。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在古巴被监禁,而在美国则没有资格从事律师职业。于是,父亲鼓励Casadevall投身于一份没有国界的职业。

  和Fang一样,Casadevall带着全部的理想投入科学工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对科学家不情愿学习如何展示自己的成绩而感到困惑。而且Casadevall意识到很多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没有答案:奖励对普世科学有利还是有弊?最理想的实验室规模是怎样的?学术不端行为有多普遍?

  Casadevall和Fang决定先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他们偶然发现有丰富的数据可以帮助他们,这些数据来源于科学文献,包括数十年来备受瞩目的论文和被撤销的论文。

  二人首先从期刊影响因子和文章撤销比例入手开始调查。他们推测,期刊越有名,科学家可能越爱走捷径,甚至编造数据,以便自己的论文能够在这里发表。

  通过索引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asadevall和Fang发现撤销论文数与期刊影响因子间存在极大相关性。当然,他们并不是最先发现这种相关性的人,但是,他们的文章引起了轰动:“撤销指数”被全世界的媒体广泛报道。

  他们下一个目标更具野心,这个二人组希望能量化学术不端行为。他们还参照了美国研究诚信办公室(ORI)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调查报告。他们发现,67%的撤销论文存在包括欺骗和剽窃在内的学术不端问题。两人的相关调查报告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

  虽然,论文撤销并不多见,大约每1万篇论文中有一篇,但是,“即便只有一篇论文存在欺骗,也会对科学信誉产生极大危害”。Fang说。

  诱导因子

  Fang和Casadevall也致力于追寻学术不端行为背后的原因。

  《科学》杂志报道称,他们发现体制存在缺陷。例如,只有作为第一作者把论文发表在知名期刊后,教师申请人才有机会接受相关面试。“你获得了一个发现,但是所有的关注点却不是这个发现,而是你打算把它发表在哪里。”Casadevall叹息道。

  另一个潜在问题是经费。Fang的父亲——上世纪60年代的一位临床科学家——曾告诉他,科学的挑战只是科学本身。“而现在,科学竞争的方式变化很大,如果你问任何一个学生或是博士后,他们会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得到钱。”Fang说。

  “最高产的科学家也在为钱担忧,因为他们要填饱很多人的肚子。”Fang提到。实际上,数年前,这种困扰就常伴Fang——他的研究资金情况不容乐观,实验室里半打人面临失业风险。“一切都是钱!你如何保证获得经费?”Fang反问道,而答案又回到了发表论文上。

  另外Fang和Casadevall还在思考骗子跟其他人的本质不同点在哪里。他们最终认为,一个有毒的环境会鼓励不端行为。

  最近,Fang、Casadevall和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家Joan Bennett在mBio杂志上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报告。他们分析了ORI的报告,评估学术不端行为是否在男性科学家中更为普遍。结果显示,在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大学教学人员中,有88%的人是男性,换句话说,在72个犯错的人中,只有9人是女性。而在存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女性研究人员中,有1/3的人被视为是生命科学领域的女性代表人物——发生在该领域的学术不端行为数量占据了ORI案例的绝大部分。

  解决之道

  去年年底,Casadevall曾去密歇根、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和智利旅行,无论在哪里,大家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对于学术不端的调查结果,科学家,尤其是年轻科学家,感到无力,而年老的科学家则感到担忧,Casadevall提到。“我想我们需要尽力让科学变得更好。”Fang说。

  Casadevall支持进行更广泛的科学教育,而非极度专业化的培训。一个热情的历史读者会发现,19世纪及以前,诸如牛顿、莱布尼茨等伟大的科学家,首先是哲学家,其次才是科学家。同时,他也对现在的一些同行评议感到失望,认为这会产生对数据的无止境需求,而非真正提高文章质量。

  二人组知道自己无法想出所有问题的答案。不过,他们的目标是带动广泛的讨论,促使其他人共同寻找解决方案。

  “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改变诱因。”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说,她的书《经济如何塑造科学》讨论了科学家和研究机构角逐资源和奖励的方式。“历史证明,许多批评来自科学界之外的人。”Stephan提到。

  现在,Casadevall和Fang开始改变方向,远离学术不端这个议题,转而研究其他可能更困难的议题。无论如何,“我认为Ferric和我要做的事可能是我生命中能做的最重要的事。”Casadevall说。他们将继续建造科学大厦,而眼下,他们希望先修整这座大厦现有的基础。

  来源:中国科学报

(责任编辑:值班编辑、赵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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