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效民：梁启超自叹三个错误科学态度

　　五四前后，先贤们在提出反封、反帝的同时，开出了科学、民主的药方，从西方请进了赛先生、德先生。中国社会上很快就涌起了一股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国人对西方科学吸纳和接受的心情无疑是真诚而迫切的，随之而来的急功近利、囫囵吞枣的现象自然在所难免。结果赛先生被当做了“赛菩萨”，反而成了到处贴的标签，对赛先生本身的认识则遭到了忽略和误解。梁启超在1922年曾就此感叹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存在3点根本错误：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太粗了；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太窄了；三是把科学看得太势利太俗了。

　　时至今日，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又如何呢？中国科协《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公众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程度排第一位（83.1%的公众）的是“致富信息”，科学技术对于广大百姓不过是增产粮食多挣钱的手段罢了，从上至下，“赛菩萨”似乎又变成了“赛财神”。今天，日常生活中科学的确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我们对科学的认识却始终是渐行渐远，自西而来的科学在中国屡屡结出南橘北枳的果实。此种情形下，不但世界级的科研成果、科学大师难觅踪影（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对我泱泱大国几成一种精神刺激，并引发有识之士们周期性的精神痉挛），而且，五四迄今将近一个世纪，诸多贤达名流对科学精神的深情呼唤在中华大地上仍然像是空谷回音、水月镜花。

　　问题出在哪儿呢？上世纪中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研究了英格兰近代科学的出现，以及科学在历史上的重复发现、多重发现等问题后曾指出，近代科学在17世纪的兴起及其持续发展、壮大只能出现在一定类型的社会中，该社会为科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物质两方面的必要条件。而近年来，一些欧美学者提出的“技术的社会形成”理论也认为，技术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制约（政治的、经济的、组织的、文化的）下形成或定型的，技术的演进及其后果更多地是来源于社会各方面的协商和解释，而非“线性模式”理论所说的来源于技术自身的逻辑发展。这无疑为我们借纪念五四重新反思赛先生的中国之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方面，发展科学需要参考借鉴其相应的社会建制及文化环境。既然科学在西方的成长离不开其文化、传统及制度的滋养和维护，那么将科学移植到中国这一全新的环境中，显然不能仅仅把西方科学现成的科研成果、方法直接“拿来”就万事大吉，同样需要充分了解和认识科学赖以生存的环境，既要引进科学发展的硬件（俗称“建大楼”等），也要引进科学发展的软环境（培育科学大师的文化土壤等）。这如同移植新的树种，不仅需要把种子、幼苗引进来，也需要营造相应的温度、湿度和土壤环境，甚至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如此，科学才不至于水土不服或者畸形发展，并有望在新环境中生根发芽、自我生长。

　　另一方面，需要深刻反省我们自身文化环境中不利于科学发展的负面因素。我们不可能与自己几千年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一刀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改变。目前，即使科学家们在一起开会讨论科研问题，一旦有院士在场往往便成了院士的一言堂，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在如此长幼有序、为尊者讳的环境下，只可能产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顶礼膜拜和精神桎梏，怎么能够期望开出“我爱我师，但更爱真理”的科学精神之花？在当前创新文化建设中，尤其需要对我国传统文化方面的阻碍因素进行深入反思和检讨，切实加强科研制度和软环境建设，而不是热衷于贴空洞标语、挂时尚招牌。

　　此外，科学文化不应只是一种精英文化，只有当广大的中国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动地了解科学知识、自觉地运用科学方法、自然地欣赏科学精神，当科学文化真正融入中国的草根文化时，科学，这朵人类文明的奇葩才会在中华大地上枝繁叶茂、生命常青，并不断开花结果、造福社会，赛先生的中国之路也才会越走越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