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士论"院士话题":自知之明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两年一度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增补名单今天揭晓，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名单近日也将“张榜”。“院士话题”再度牵动众人心：今年的评选制度有何新变化？怎样看待“院士崇拜”现象？院士的社会角色如何定位？日前，陈吉余、郁铭芳、汪品先三位老院士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各抒己见。

　　当选“门槛”：从1/2到2/3

　　记者：院士作为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其评审制度、标准等，应成为激励科研人才提升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两年，院士评选制度有些什么新变化？

　　郁铭芳（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华大学教授，80岁）：应该说，我们的评选制度正不断完善。今年的一大变化是：两院院士的当选“门槛”从过半数即可，提高到需获得三分之二的选票。这意味着把关更严，要求更高。此外，中国工程院从去年起还增加了“答辩”环节，候选人进入第二轮评审，要进行当场答辩，使评审者能够更加全面、客观地了解候选人的才能和品德。

　　汪品先（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70岁）：院士评选的改革是有效果的。但也应该看到，改革的过程都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应不断探索如何使评审制度更加完善。例如，在院士投票前一段时间，让“选民”获得更多机会观察、了解候选人，增加选举资料的公开性和透明度等。

　　自知之明：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记者：近几年来，“院士”头衔越来越吃香。在个别领域，它甚至已异化为单位间攀比的指标、研究项目“学术含金量”的要素、会议档次的标志，或者是争取科研经费的关键砝码。有人将其归结为“院士崇拜”情结，对此，您怎么看？

　　汪品先：社会把对知识、人才的尊重投射在“院士崇拜”上，这是好现象。问题是什么都要有个度。一方面，社会不应过分炒作；另一方面，对院士自身而言，要把握好自己。

　　陈吉余（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师大教授，86岁）：院士首先是科研工作者，是学术研究大军中的一员，与别的科研人员在学术上是平等的。院士在自己的学科领域中，应该营造科学民主的氛围，不能自认为“高人一等”。如今，社会上许多场合希望你去发表意见，有时院士可能只是扮演一个“花瓶”的角色。这样的情形下，院士更要有自知之明―――不熟悉的领域和问题，不随便发表意见。这也是一种社会责任。

　　郁铭芳：院士称号，是一种鞭策，而不是获取某些利益的“资本”。我的研究领域是合成纤维，属于纺织范畴。一些省市组织纺织方面的成果评审和鉴定会，经常会邀请我去参加。上回，一家单位邀请我参与鉴定染整学科领域的某项成果。虽然染整和纤维同属纺织范畴，但在染整领域我并非权威，怎能随意鉴定？于是，我推荐了染整学科的一位专家参加鉴定会。

　　院士荣誉：不是科研事业“终点”

　　记者：“院士”头衔，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对于院士队伍中的“新人”，您有何期望？

　　陈吉余：评上院士，并不是科研事业的“终点”―――从此可以躺在这个称号上睡觉了。我是78岁当选为院士的，可算是高龄。80岁前，我一年要做许多件事情；80岁后，毕竟年龄不饶人，我给自己定下目标，每年做好一件事。2001年，我组织了东方论坛，探讨南水北调对长江口生态环境的影响；2002年，我呼吁将东海“碧海蓝天计划”提上议事日程；后几年，我又为没冒沙水库和青草沙水库建设提供决策咨询意见，关注咸潮入侵上海现象；今年，我去了武汉、重庆，作特枯之年的水情调查。作为院士，无论在哪一年龄段，都应具备“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意识。

　　汪品先：如今国家强大了，正是推进深海研究的大好时机，我希望在谢幕之前，尽力演出。这几天正忙着为上海海洋论坛准备发言材料，还有出版社的编辑正催稿，要做的事情真不少。

　　郁铭芳：1995年，我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一次参加了工程院大会。至今还记得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在会上的讲话―――“你们当上了院士，但不一定是所在领域最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有一些优秀人才，可能因为某些原因而没有机会冒尖，没有评上院士”。所以，当上院士要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力求德才兼备。“才”方面，要不断学习，在自主创新进程中知难而上。“德”方面，要始终脚踏实地搞科研，不为“人情关系”而作假，尽心尽力扶植年轻人。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带动整个科技界乃至社会的发展。（记者 彭德倩 徐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