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今天是中国农科院建院50周年系列访谈的第12场,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管理局副局长

  戴小枫:博士。戴博士,请您和各位网友打个招呼。

  戴小枫::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和大家见面。

  主持人:戴局长,科技局作为中国农可科学院主要的业务职能部门,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戴小枫::作为院党组的一个主要业务职能部门,科技管理局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主要是在院党组的领导下,从事有关科研相关的管理活动,具体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有关农业科技发展的相关战略研究,科研立项,科研计划,科研项目的过程管理,科研成果管理,科研成果的示范、推广、应用,知识产权管理,以及学科建设,还有相关的学术制度建设,学术活动等等。

  主持人:中国农科院在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戴小枫::说起这个事来就话长了。新中国成立以后,195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策成立中国农业科学院的时候,当时的国务院有关领导给成立中国农业科学员的有关批复的文件里面,我听老一辈的老领导、老专家是这样讲的,中国农业科学院是中国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者和组织者,这个定位是相当高的。当然这是一个定义。具体而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我个人感觉到,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一个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研究的国家队、领头羊,具体应该是它的地位和作用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通过自身的科学研究活动,来引领我们国家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通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国际合作与交流,通过这些活动,来体现一个国家队的作用。当然这个作用具体的要体现在,比如说农业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高技术发展、重大关键技术的研究,以及大量实用技术的开发、示范、推广、应用,服务农业生产主战场,一系列的研发活动当中去。

  主持人:您刚才讲组织农业科研大协作,能不能举两个例子具体说明一下中国农科院在中国农业科研中起的作用?

  戴小枫::这方面的例子非常多,因为我们国家特有的特色,50年代建院,一直到现在,网友比较熟悉的,比如我举一个杂交水稻的例子,杂交水稻大家耳熟能详,“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教授,但是,大家只知道有个“杂交水稻之父”,实际上,当时杂交水稻的大协作,是1970年国务院英明决策,在全国组织了20多个全国性的农业科研大协作,杂交稻是当时这20多个全国农业科研大协作大项目的其中一个,这个主持单位当时就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当时组织了全国200多名当时和杂交水稻研究相关的像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来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前些年新闻界有一个记者还写了一篇纪实性的报道文学,写的是我们国家水稻科技界当年搞杂交稻协作攻关的一批老一辈科学家作出的贡献,这个题目可读性非常强,叫“中国水稻界的天龙八部”,我觉得这是对当时情况非常生动、客观的再现。

  后来经过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的三年攻关,当时就突破了杂交水稻选育的主要的理论和技术难关。初步的实现了三系的配套,为后来杂交水稻繁育和生产应用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后来,杂交稻科研成果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科学大会第一授奖单位是中国农业科学院,同时授予了若干个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包括袁先生在内的一批水稻界的科学家。

  主持人:我们第一次听说,中国农业科学院是杂交稻协作的牵头单位、主持单位。

  戴小枫::现在年轻的学子们,包括网友们对这方面情况知道的少一些。

  主持人:还有一个大协作,太谷核不育也是属于规模比较大的?

  戴小枫::当时在作物科学领域,全国科研大协作项目比较多,太谷核不育小麦是邓景扬博士来牵头,邓景扬博士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从欧洲留学回来的知名的科学家,当然他现在已经故去多年了。当时这项研究也是组织了比如山西农科院、山西农大,包括冀鲁豫等冬小麦主产区有关的科研教学和地方科研单位参加,也是历时十多年,最后取得了一系列的理论上、方法上、技术上和品种选育上的突破。这个技术到现在在世界小麦的遗传和育种仍然具有非常高的地位。而且现在仍然为我们作物科研所,还有另外一位科学家,是刘秉华博士,他现在做的矮败小麦理论及其育种体系,就是在过去邓景扬博士领导组织的全国科研大协作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个矮败小麦,现在就和滚雪球一样,又形成了很庞大的,全国2000多个科学家,几百个单位参加的,整个把全国小麦育种界都卷进来了,新时期又一个全国科研大协作项目。

  主持人:这个是不是参加科研大协作数量最多的?

  戴小枫::应该来讲在农业科技界是数量比较大的之一。

  主持人:刚才您也讲到了,中国农科院通过自身的科学研究,引领全国的科研方向,这方面有哪些例子?

  戴小枫::我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于新学科的发展,新研究机构的设立,它负有国家队的历史使命。比如说在历史上,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老一代农业科技界的领导和老前辈,审时度势、高屋建瓴,在战略高度,敏锐的洞察到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在未来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在80年代初就力排众议。我那时候刚上大学,接触计算机的时候,就是苹果机,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新鲜的不得了,但是那会儿我们刚刚知道有计算机的时候,当时决策,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农业信息研究所,当时叫生物计算机中心,同时成立生物技术研究中心,都是非常有前瞻性的,非常有战略目光的决策,当时,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战略意义,20多年影响我们整个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大家回过头知道,比如说生物技术研究所,像咱们很有名的转基因抗虫棉之父郭三堆研究员,我们植物基因工程奠基者范云六院士、贾士荣研究员等等这么一个英雄的群体,都是在20多年前组建这个研究所的时候,参与组建的中青年的骨干科学家。大家也知道,我们国家的转基因抗虫棉不但为我们国家棉花生产、为棉农增收,为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而且也成为我们国家生物技术高科技领域,代表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水平,代表我们国家参与国际高科技产品竞争的一个拳头产品。为国家争了光,也为我们农业科技界增了光。

  主持人:刚才您讲到农业科研的国际合作。现在我们农科院的国际合作的科学研究开展的怎么样,有哪些成果?

  戴小枫::说到国际合作,这也是作为一个国家队应该发挥作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大家知道,建国之初,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因为美帝国主义封锁我们,所以当时农业科技的发展完全是被迫自力更生,完全是和国外在同步的情况下,依靠我们自力更生,比如杂交稻前面的水稻科技,在杂交稻之前还曾经经历过矮杆化,这和国际上五六十年代进行的第一次绿色革命可能是同步进行的,但是我们和国外当时是没有交流的,是与世隔绝的,但是,无独有偶,后来和国际上进行交流了以后,才发现我们是同步进行的,当然这是后话。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今天,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中国农业科技界与国际进行交流和合作的一个窗口单位,一个主要的渠道,已经与世界上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业务上的交流和往来,像和国际农业研究磋商组织及其下属的15个中心建立了全年的全方位、深层次、多渠道,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和交流。

  举一个例子,这方面的合作是非常富有成效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全国的农业科研系统,我主要指的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以及各个省农业科学院、地农科所以及地方大学的体系里面,这个体系里面差不多20多年相当的一批院长、所长、科研骨干、系主任、研究室主任,差不多都在CGAIR系统接受过短期的、中期的、长期的、非学位的、学位的培训和合作研究,这样我们国家单单从人才的交流和培训这个角度,通过各级合作和交流得到非常大的好处,当然这还不包括我们在种子资源交流,在育种材料的交流,在科研合作项目的交流,包括共同发起像“挑战计划”这种多边的国际合作项目,以及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和UNDP和开发银行合作,发起的一系列其他的多边或者双边的和农业科技有关的国际合作项目,这方面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发展,这一块的前景更广阔。

  主持人:通过这个国际合作,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国家的农业科技水平和国际上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处于什么位置?

  戴小枫::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我们中国农业科技界这50多年,在国际上还是走过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路,应该是一典范,和“两弹一星”自主创新一样,是我们国家科技界的引以为荣誉和骄傲的事情,总体上来讲,我们和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从总体上来讲,可能农业科技还有五到十年的差距,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网友可能还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在某些领域,比如说,在农业生物技术的一些前沿领域,比如说在基因组学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在转基因、生物研究的这些领域,包括在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工程疫苗、生物工程诊断试剂、动植物生物反应器研究,像这些有些是非常前沿的生物技术的领域,包括农业生物安全这个领域,我们国家应该都和世界的先进水平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而且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和平等对话的能力和水平。

  主持人:农科院50年来取得了数千项科技成果,都是比较重大的。你认为在哪些方面它的影响和贡献比较大?

  戴小枫::建院50多年来,中国农业科学院累计产出的农业科技成果大概有5000多项,这里面有2000多项是获奖成果,其中获得国家级重大成果奖励的是200多项。这里面应该说绝大部分科研成果都是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都为我们国家50多年的农业、农村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我们有一个不完全统计数字,这5000多项科研成果平均下来每年给我们农业生产的贡献大概折合成人民币,按照可比价格计算是200多亿。

  主持人:那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报道过,中国农科院这几年取得了五大世界领先的原创性成果。对这五项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戴小枫::你说的这五项,看来你对我们农业科技进展的情况是非常了解。首当其冲的就是刚才说的超级稻。关于超级稻这个概念,经过我们中国水稻科技界广大科研人员的辛勤努力,十年前,当时我们国家农业部设计的攻关目标是三个阶段(三大台阶),每一个台阶是100公斤的的台阶,也就是从每亩600公斤,跃升到700公斤,从700公斤跃升到800公斤,从800公斤跃升到900公斤,10年前设计的时候打算通过20年突破,现在中国的科学家经过10年的攻关努力已经成功地跃升了前两个台阶,现在正在向每亩800公斤--900百公斤第三个台阶冲刺。这个进展是非常令人振奋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超级稻这个概念是一个大的概念,它里面的内涵是很丰富的。说到超级稻这个概念是非常丰富的,既有三系杂交超级稻,也有籼稻和粳稻杂交,籼间杂交的超级稻,也有两系杂交稻,还有常规的超级稻,还有亚种间杂交,甚至还有野生的和栽培种的杂交。还有转基因的。所以,超级稻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里面有很多类型。以前网友说起超级稻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内涵,而且这些丰富的内涵的原创性,最早提出来都是我们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所以中国水稻科技界现在全世界享有非常高的威望。不管欧洲、北美也好,还有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好,都公认我们中国的水稻育种在世界处在一个领先的位置,是一个领军的团队,也正因为如此,在2002年,首届世界水稻大会在我们中国举行,这是全世界公推的,中国当之无愧的作为世界首届水稻大会的举办国和发起国。

  第二个突破性的进展就是我们抗虫杂交棉之父郭三堆研究员,他成功研究的单基因转基因抗虫棉,多基因、多价抗虫棉之后,不断地超越自我、否定自我,又把三系杂交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抗虫棉的培育上,因为过去国际科技界有一个定论,认为棉花是一个自花授粉的植物,它要去做三系杂交几乎是不可能的。国际学术界有这么一个定论。

  主持人:等于他的研究打破了这个定论。

  戴小枫::我认为郭专家最可贵的价值就在这里,就是不断能够超越自我,不断向世界上最难的问题冲击,经过十年磨一剑,最近几年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突破了棉花三系配套技术上的难关,实现了三系配套,而且今年有一个品种叫银棉二号已经通过了河北省的品种审定,试种效果,增产的百分比非常高,达到20%多,这个成长幅度和一般的品种比是相当高的,一般棉花品种增产10%左右是不得了的,作为一个新品种通过国家或者省的品种审定都能通过。他增产的纤维品质、抗病性、抗虫性都能够兼顾,这完全开辟了一个棉花育种的新时代,这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我们杂交稻之父袁隆平先生到现场看了,进行了严格的现场考察,看了以后,也是竖起大拇指,认为这是继我们中国科学家在世界杂交稻突破贡献以后,又一个对世界的非常大的贡献。

  主持人:还有禽流感疫苗是吗?

  戴小枫::这个好多网友都知道。前两年禽流感袭击了整个亚洲地区。我们国家当时也是重灾区。我们哈尔滨兽医研究所是一个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新的英雄的群体。当然现在我们用在生产上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基因工程疫苗也是经过三代人,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克服了种种困难,因为技术有一个升级换代,自身有一个进步的过程和规律形成的。目前我们的基因工程反向操作的技术工艺,目前我们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主持人:还有矮败小麦。

  戴小枫::还有一个就是双低油菜,就是咱们国家有一个油料作物研究所,在湖北武汉。我们这项成果把优质和高产、高含油量几大优势集于一身,同时具有非常好的广适性,什么叫广适性?就是在农作物上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培育一个新品种不难,但是,要使一个新品种成为一个广适性的新品种,要做到这一点就非常非常难,这里面既有科学家长期的育种理念,在这方面的积累,同时也有一定的运气。

  主持人:广适的意思就是适应性比较广。

  戴小枫::比如咱们俩都是搞棉花育种的,你也出了一个棉花育种,我也出了一个棉花育种,你的品种比我的品种绝对产量高,但是你的品种只能在山东、河北、河南这三个省种,到了长江流域、新疆就种不了,这样你的品种就非常受限制,相比我的产量比你这个还差一斤二斤的,但是我这个在黄河、长江流域都可以种,甚至拿到泰国、越南、巴基斯坦这些国家也能种,那我的品种就是一个广适性,对生产的贡献可能比你要大。有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中油系的,油料所选育出来的中油一号,最新的现在已经到了中油九号,这个系列的品种,除了产量高,增产幅度大,含油量高,同时优质双低,更重要的是广适性,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兼顾了适用油和生物柴油两用,食能两用,特别是高含油量,这是一个新的突破,非常鼓舞和振奋人心。

  主持人:王汉中所长因此获得了求是科技成果转化奖。全国只有五位科学家获奖。

  戴小枫::这是我们非常年轻的科学家。

  主持人:农业科学院有五千多项成果,我们转换和推广怎么样?

  戴小枫::50年代建所建院之初,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农科院研究所最多的时候全院有60多个研究所,分布在全国各地。

  主持人:过去各省农科院都叫中国农科院某某省分院。

  戴小枫::文革以前都是这样的体制,在业务上直接受农科院垂直领导,虽然财权和党的权是归地方属地化领导,但是业务上受中国农科院垂直领导。当时在这种体制下面,为什么我前面提到当时的科研选题都是从生产中来到生产中去,因为当时的研究所、老一辈的科学家带领当时的科研人员,在全国选了一批典型的农业区作为样板田,我们叫基点,20多年前,我刚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都是跟着老先生,第一天到所里报道,第二天就下地了,一蹲就是几个月,我当时蹲的点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视察以后说,“人民公社好”的那个地方,就是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乡七里营村,我驻点的那个老乡的家里李秀力同志的爱人就是当时毛主席视察棉花地以后,到了他家里面去看望老乡,和少年儿童见面,当时有一张新华社记者拍的照片,有一个小姑娘戴着红领巾,抱在毛主席怀里的小女孩,就是我们基点的李秀力同志的爱人,现在当然人过半百了。我们的试验田就是当时主席说“人民公社好”视察、留影的那块田,所以是非常有革命纪念意义的一块田。

  主持人:现在这块田的生产科研怎么样?

  戴小枫::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一代的科研人员仍然坚持在这块地里做实验。

  主持人:听你这么讲,中国农科院科研成果的转化推广一定做得很好?

  戴小枫::老先生带着自己的科研团队,长年住在乡下,选题就从生产中来,就地做科研,就地做实验,有了技术就地示范、推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除了这套和生产紧密结合的方式方法以外,还有一套很重要的,我认为也是今天仍然行之有效,可以借鉴的,就是我们的科研人员一直和教学,和推广单位密切合作。所以农科教三结合。当然有些地方做得好一些,有些地方不尽人意,但是凡是做的好的地方,在这方面应该说成效都是非常显著的,我们和当地的农业局系统、棉花生产系统紧密结合,和当地的地区农科所和当地的教学单位,组成一个集体,在全国棉花界组成科研协作,在一个市我们都有这种协作网,都有专家指导小组,这样的话,在每一个县,每一个相关的示范乡都有这样的组织体系,这样我们保证一项新的技术、新的突破,立马就能够就地转化。

  主持人:是不是可以这么认为,就这个单项成果来说,转化率是100%?

  戴小枫::100%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个人认为,从它转化的时效性,另外就是生产、实践对这个技术本身的承受性,对它的检验,完善,反馈回来都是非常快捷、高效的。

  主持人:按照你的思路,你怎么看待现在我们听到的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率,有的说35%,有的是40%,这个贡献率是什么概念,根据成果转化率,选题是从生产中来,马上就能用上,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

  戴小枫::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的。我觉得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和网友探讨。一个就是科技转化率或者叫贡献率首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统计概念,有一套模型和方法,有很多指标,这个我们不去说它。至于说它绝对的百分比,经常见诸报端的、媒体的,说我们国家转化率低,国外贡献率高,我认为高和低反映了一定的问题,客观反映了我们和国外主要发达国家的一些差距,但是要看到,这个差距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

  刚刚解放初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显然是不在一个水平上,同时我们当时和国外的水平也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旧中国给新中国留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烂摊子,比如现在科技贡献率达到48%,还有的科学家说已经达到54%等等,这个进步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成功的养活了13亿人,而且今天正在全面地走向社会主义小康社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当然贡献率这里面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我认为可能更能够客观地描述我们中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比如说良种覆盖率等等还有其他的一些更具体的、更好的指标能够说明这几个问题。

  所以指标也有它本身的局限性,要反映我们整个农业科技、农业生产力的水平。我个人的观点,可能综合的指标体系更客观一些,更全面一些。

  主持人:现在提起科学研究,我们现在的网友也好,我们的老百姓也好,非常关注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科学研究离我的生活有多近?对我的生活能起什么作用?包括航天、探月也是这样。我觉得中国农科院很有意思,中国农科院的研究和老百姓的生活最密切。我经常讲,老百姓餐桌上有什么食物,几乎每一种食物,中国农科院都有一个对应的所去研究,要吃菜有蔬菜所,要吃肉,有畜牧所,要喝茶有茶叶所,要穿衣有棉花所,能不能从这个角度讲讲,农科院的科技成果对老百姓生活的改善有哪些密切的联系?

  戴小枫::这个联系非常多的,我举一个例子,我记得我儿童时代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整个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那时候吃肉要肉票,穿衣服要布票,到冬天要穿棉袄,要棉花票,那时候全是按照人头去定量,而且小孩和成人额度还不一样。比如现在由于农业科技的发展,养猪业、养羊业、羊鸡业、肉禽蛋奶上来以后,我们生产总量、消费总量都是世界第一,一方面得益于党的政策好,一方面得益于九亿农民的智慧和勤劳,同时农业科技在里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比如穿衣,现在谁还说穿带补丁的衣服,我的童年时代真是补多少遍,补丁压补丁的。

  前几天我到国外参加国外会议,碰到国外几个老朋友,他们感叹,其中有一位澳大利亚朋友,他在国际组织任职,他说20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就是一个颜色―蓝色。10年前我到北京的时候,颜色多了。他说,今年年初又来了,他说什么颜色都有,中国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五彩缤纷,在外宾眼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还有吃饭,一日三餐,刚才说到袁先生的杂交稻,解决了我们的基本口粮,保证我们的食物安全,保障我们的营养和健康。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经常吃圆白菜,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只有一种圆白菜就是白的,长得很大的,一个圆白菜长得像小洗脸盆那么大,虽然现在知道圆白菜里面分甘蓝型、白菜型、罗卜型等等,但是以前,由于科研上的有限,全国就那么几个品种,现在我们中国农科院有一个专门搞甘蓝研究的团队,是方志远院士团队,经过这个团队几十年的研究以后,现在到春天有春天吃的甘蓝,到了夏季,有夏季甘蓝,秋季有秋季甘蓝,到了冬天,温室大棚里面也有。经过方院士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现在甘蓝的科研生产不但满足了我们国家广大消费者餐桌上的需求,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公认。

  你刚才说的其他的,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有什么,基本上农科院都有研究的方向或者是有这么一个研究所,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确实是这样子。比如,我们在果树研究领域,我们有好几个专门的果树研究所,不但研究苹果、梨、桃这些大众的水果,我们还专门研究浆果类的水果,比如我们在郑州有一个果树研究所,就分工专门研究浆果类,就是草莓等等。还有一个研究所专门研究核果类,我们在重庆专门有一个柑橘研究所,比如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中国现在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同志晚年的生活幸福指数对我们国家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人民的福祉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专门就有养蜂研究所,我们在东北吉林还有一个特产研究所,专门研究各种特种动物、植物营养保健品,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丰富人民的生活。

  主持人:咱们茶叶所也出了茶院士,刚才你讲甘蓝的方院士,一个品种里面就出了一个院士,非常有意思。现在中国农科院要进行自主创新,刚才你提到了,知识产权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农科院的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是什么状况?

  戴小枫::因为大家知道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在我们中国和中国农业科技界来讲是一个新鲜事物,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最近十多年才发展的一个新兴的事物。这个事情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特别是在主管部门――农业部的直接领导和组织下,按照国家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国家加入和签署的有关国际公约,在这个框架之下进行。

  因为知识产权,特别涉及到动物、植物新品种保护,因为农业科研上的特点情况和工业产品不一样,因为农业农产品以及农业科研的相关产品,有一些是可以进入市场的产品,需要保护,有些是需要公益性的,不能保护,就是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给全社会无偿共享,这里面具体说起来,要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具体去说。总体来讲,我们国家在农作物新品种保护方面,在农业部的领导之下,这个工作进行的非常具有成效。

  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我们的转基因bt抗虫棉,这个高科技的产品在农业部、科技部等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我们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做得非常好,现在这个知识产权专利一方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主要的产棉区使用,同时,我们也把知识产权转让到了,比如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甚至澳洲,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洽谈,而且进展的都非常顺利。这样的话,就把我们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高科技产品走向了国际市场。

  主持人:好象还有王连铮研究员的大豆食品已经被韩国看重。

  戴小枫::王连铮研究员是我们中国大豆界的非常知名的专家,也是我们中国农业科学院前任院长。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育种家,这十多年他选育出了十多个高油大豆的品种,有些品种是在春大豆种,有些品种适合夏大豆种,其中有几个高油的大豆品种已经超过了美国的主要品种的高油含量,正如你刚才提到的,其中有一个品种已经被韩国看重,人家点名要求转让这个品种的知识产权,到他们那去种。说起大豆这个事,可能广大的网友对这个事比较感兴趣,因为大豆整个这个产业,这几年国外的转基因大豆对我们国内大豆市场冲击还是比较大的,进口量也比较大,我们国内市场的消费量也比较大,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我们的网友,这种局面通过我们中国科学家的努力,很快就会有所改观。我们的科学家已经储备了一批,就像王连铮研究员选育的品种一样,我们完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很快这个局面就会有所改观。

  主持人:我们中国农科院科研成果水平高、实践领先,同时还注意保护好。网友提了一些问题,有一个网友问,科技局一定相当牛,主要工作是为各所定研究方向吧?

  戴小枫::这个说法可能不一定恰当。中国农业科学院几十个研究所,当时设立的时候,虽然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但是一般来讲,是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就是按照我们农业生产,当然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产、畜牧、水产等等这些方面。一条主线是按照专业,比如刚才说的,我们有油料所、茶叶所、蚕桑所,有好几个果树所,有花生所、家禽所,是按照我们的专业去分。还有一个是按照农业科学技术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科学技术体系,换句话说叫学科,按照学科去设置。比如有作物所、土肥所、气象所、植保所、灌溉所、农机所等等按照这样的系列去分。所以各个所的设立,它的科研创新活动,根据研究所的定位。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要搞科技的战略研究,他们也是应该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不是给他们定调子,但是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戴小枫::那是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

  主持人:还有网友问,农科院培育的新品种中,已经大规模产出的有哪些?

  戴小枫::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中国农业科学院作为一个国家队,这也是我个人的观点,大家可以讨论,我觉得它作为一个国家队,在品种的选育上,主要起一个方向性的引领作用,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生产需要,抓住全局性、方向性、战略性、大问题,起一个引导,就是一个走向的作用。比如在十字路口,我们往东走,还是往西走,还是往前走,这时候你作为领头羊,要领着全国的农业科技大军,你的选择很重要,但是一旦选择方向以后,你在前面带着千军万马,应该是这么一个格局。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农业科学院在新品种选育方面,也是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比如当我们的粮食产量数量的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候,我们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像超级稻,包括庄巧生院士、西北的赵洪璋教授,当时我们小麦界的这批科学家,当时围绕小麦抗锈病,当时小麦锈病是制约小麦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也是组织全国科研大协作,是这么一种引领作用。

  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棉花,在全国棉花新品种选育上,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它所选育的品种数量,在生产应用种植的面积都超过了同期全国的一半以上。这样的话,它就非常强势。比如在不同时期,它引领整个全国的棉花育种的发展方向。比如说,70年代,谭联望研究员,这是一位老先生,他所选育的中棉12这个品种,从80年代到现在快30年了,这个品种仍然是一个主栽品种,累计创造的效益已经非常非常大,用它作为育种材料亲本,衍生了100多个新品种,成为一个骨干亲本,在咱们农学上有一个词叫“骨干亲本”,就是它的后代和衍生系非常强。到了现在,我们的掌门人喻树迅研究员,他把棉花品种在不同的时期根据我们生产的需要,华北棉区麦棉要套作,比如在长江沿线,早收棉区要种夏棉,喻树迅研究员这一代科学家就把棉花品种系列化。特别是早熟棉区的短季棉,有夏播的,介于短季棉和常规棉之间的中间类型,同时又长季棉,同时又直播的,还有在小麦地里套种的,这样的话,引领我们棉花育种在不同的时期适应不同时期棉花生产要求。到现在,转基因抗虫棉,在这个基础上又抗病,又杂交化,在棉花新品种历史进程中,作为国家队不断地引领新的方向和潮流,我认为这可能起的作用要比它多选育一个品种或者少选育一个品种成果多得多。

  主持人:还有一个网友问,他也了解到中国农科院的自主创新能力很强,农科院有没有具体的自主创新方案?

  戴小枫::进入新阶段,我们国家“三农”发展的重大需求,同时面临新的农业科技革命的机遇和挑战,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系列发展机遇,中国农业科学院也根据我们国家中长期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国家规划、计划,也制订了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十一五”规划和行动方案,对有关的自主创新目标、具体的内容、具体的行动部署和安排,都有一系列的考虑。限于时间关系,如果有的网友感兴趣,咱们下面可以讨论。

  主持人:刚才戴局说了,限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非常感谢戴局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各位网友,再见!

  戴小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