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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探幽]见刘德华杨父跳海 他们是感应二联症患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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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胜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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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一位父亲为实现女儿单独和刘德华见面的愿望，在香港跳海自杀。《广州日报》说：“逼死杨父的不是别人，而是他对女儿的溺爱和纵容。”从专业的角度看，杨父的死是畸形爱的极端表达，不能排除精神病理问题。
精神卫生学里有一个术语，叫做“感应性二联症（或多联症）”。
先举一个例子。1991年3月及以后，广东省粤北医院收治了一位病人，并发现这同一个家庭的另三位也有同样的心理障碍症状。1989年9月，这家船民的长子听信一个算命者所说，相信自己财气、流年运气很好，加上坟山贯气，只要诚心膜拜神灵，将船撑到曲江县犁市镇一带，三个月后就会出现奇迹，神灵将会赐给一幢大楼，全家人享受荣华富贵。到12月，奇迹并没有出现。他什么事都不做，又等了一年。他的父母也撑船陪他等候，他的弟弟也加入其中，都相信奇迹会降临。父母兄弟四人同住船上，等候神仙的赐予。幸好，长子的妻子不相信，并认为他精神有毛病，强行将他送到医院治疗；两周后开始恢复正常，7个月后，中断治疗，症状反复。其余三人被分别隔离，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理，逐渐恢复正常生活，没有反复。
这个感应性精神障碍的例子可以告诉我们：他们的症状表现（或确信）是相似的；家庭是封闭的，少与外界来往；首发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他的不断的说服和灌输，使后者逐渐接受其观点和信念；如果将他们分开一段时间，受影响者的偏离性观念可以逐渐消除。对照这个例子，我们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杨家事态的发展和经过与这个例子有许多相似之处。
父母对子女的爱绝大多数是最无私的爱。这类爱可以主要归纳为道德体验或价值判断，如：责任，关心，信任，付出，无私，牺牲。杨父母对女儿的爱具备了这些属性。但问题正是出在了价值的判断和道德体验，即对女儿的心愿的真实性、合理性、现实性、实质性缺乏符合社会常理的判断。
首先，女儿的心愿起源于梦见刘德华，反复梦见刘德华。一般的常识，梦不是真实的事实，这样的心愿不值得当真。其次，要见某个人，要某个人签名，那必须得到对方的同意和认可，用倾家荡产、苦等13年这样的“特殊”要别人满足自己的需要，那是不合情理的，别人没有这样的义务和责任。再次，想见一个名演员无可厚非，但要求一个并不认识你的人把自己当成“亲人”来对待，明显的是“一相情愿”的非现实的钟情性想法，是不可取的，是需要做心理矫正的。
真的如女儿所言的，只要见上一面了却心愿了吗？女儿心愿的实质是什么？杨父说“我相信，只要我女儿见到刘德华，她就会有一个新的开始。”杨父也深深陷进了他女儿的那种一相情愿的迷团。
从外在的表现过程看，女儿的愿望在不断地升级：在兰州一家媒体的帮助下她坐在11排，近距离的观看了刘德华在北京工体的演唱会；电影《墨攻》在北京的首映礼，当时女儿就坐在第一排；3月25日与刘德华一起合照，为何女儿及其家人的愿望还是没有得到满足？女儿的要求似乎并不止于要近距离见面，还要单独聊天，如果满足了单独聊天，她真的会满足了吗？那她的愿望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她那实质的愿望能实现吗？
做父母的和家庭成年成员对子女、对其他成员尤其是未成年成员的愿望，需要做基本的价值和道德判别分析。需要弄明白子女愿望的真实性、合理性、现实性和实质。不真实、不合理的愿望不可以轻易支持。，杨父母对女儿的爱，不能排除是“超价观念”支配下铸就的畸形的爱。“超价观念”支配下出现的极端的表达，以死相挟就可以理解了。
在中国的家庭里最常见的是爱的过分表达，如大事小事父母都要管、都要说，所谓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长不大；如过分的呵护，所谓“含在嘴里怕化了”，大事小事都由父母安排周到；如对孩子的一切要求都百依百顺，不论真实性、客观性和现实性如何，只要孩子要的、就是天上的星星，也去一律满足；如过分严厉，稍不如意做父母的就大声呵斥，孩子没有思考和声辩的机会等。这几类表达都不那么可取。杨父母的表达属于第三类，可以称之为溺爱。
但杨家父母的溺爱属于更加畸形的特例。从16岁到28岁，孩子已经从青少年期步入成人期，理应引导她用成年人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原先的“梦”。遗憾的是，在这种畸形的爱的束缚下，父母走进了死胡同，“我们不会放弃，现在放弃了，这十多年的付出不是白费了吗？花费的这么多钱不是打水漂了吗？”
孩子的心理发育也走进了死胡同，使这一家三口进入到“已隔绝了这个世界”的境地。畸形的爱与畸形的愿望相互加强，达到了病态的水平，这种被反复强化的畸形的愿望理所当然地要同社会规范发生严重的冲突。面对这种冲突，畸形的爱终于走向极端，期望用自杀来唤起政府的同情，以达到自己没有达到的畸形要求。“让政府做主，为我们讨个公道，处理好。我死后，还要帮孩子，让华仔尽快见我们孩子，并为她签名。”遗书里的这句话清楚地表达了杨父的心声，但这样的以死相挟让人难以接受。
如果这个可能被考虑接受，政府或某些好心人士想真心帮助他们，是否可以考虑分离母女，实施正规的心理干预和治疗？
值得指出的是：
一，在临床上遇到的这类二联性精神障碍比较少见，多联性精神障碍就更少见，文献报告最多是全家12人无一幸免，被称为“全家性精神病”。1969年台湾报告了一家8口出现“全家性精神病”案例。由于非常少见，医学界尚缺乏全面的认识，也就不能要求非医学界，例如媒体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二，一般认为二联或多联性精神障碍其首发者是受“妄想”症状支配。其实，更主要的是受“超价观念”所支配，对此，北京大学许又新教授有专门的论述。“超价观念”是一种直接涉及自我的确信，有相当的事实依据，推理也大体上合乎逻辑，所以有一定的可接受性和社会真实性，只是过于偏激，不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容易导致人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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