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一种爱好。以前在美国大学做科研时，阅读的图书以文史类中文图书为主。现在不做科研了，阅读习惯倒了过来，读的主要是科学类的英文图书了。因此对近年来国内出版的新书可以说是漠不关心的，浏览的范围仅限于作者或出版者的赠阅。清点一下过去的一年里收到的作者赠书，有两位老人的新著值得一提。

　　一本是高耀洁女士著《中国艾滋病调查》，是高女士多年来深入艾滋病村的底层从事艾滋病预防教育、救助艾滋病患者和孤儿所了解到的真实故事和亲身体会，文笔质朴得近乎笨拙，惟其如此，反而凸显出其真实。

　　我发现我和高女士有一个共同点，都不相信“中医能够治疗艾滋病”的宣传，特别痛恨那些打着中医的招牌欺骗最不该被骗的绝症病人的江湖骗子。因为揭露这些骗子，高女士还惹上了官司。“绝不说假话。”这是高女士刻意坚持的一条原则。提倡说真话已成时髦，但大多数人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提倡讲真话不等于自己敢讲真话，有的作家因为提倡说真话而获得敬重，但我不知道他可曾具体说过哪怕一句会得罪某个人的真话。能够身体力行，像高女士那样明知讲真话的后果很不好也“欲罢不能”，不怕得罪人的，在国人中实属另类。

　　许良英先生是另一位以敢讲真话著称的老人。他听说我在北京，约我见面，我于是得到了一本新出的爱因斯坦文选———《走进爱因斯坦》。我的科学思想的启蒙源于大学时代阅读《爱因斯坦文集》，因此它的译者许良英先生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算是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虽然我后来已无需再借助译文阅读爱因斯坦著作，甚至能发现《爱因斯坦文集》中的误译了。

　　我以前曾经指出，爱因斯坦有关科学起源与古代中国的关系的一段很著名的话，在《爱因斯坦文集》中被译错了，这个错误还流传颇广：“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不用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

　　最后一句译文常被用来表明爱因斯坦对中国古代科学的赞赏，其实完全错了。有人将之改译为：“若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倒是令人惊奇的。”也是完全错误的。对比原文，可知这句话与中国毫无关系，是爱因斯坦对西方居然能有这些发现的感慨：“这些发现竟然被做出来了才是令人惊讶的。”《走进爱因斯坦》收录了这段话，不过已做了改动，改成：“作出这些发现是令人惊奇的。”虽然语气没有译出，语义也有些模糊，但毕竟不像原译那样错得离谱。可见许先生没有停止过润色其总体上已非常出色的译文。

　　几天前我路过一个小书摊，里面只摆了几十种畅销书，其中居然有这本《走进爱因斯坦》。爱因斯坦的著作、思想能在中国如此流行，得益于许先生不懈的引进和推介。相比之下，在科学成就和思想上都可与爱因斯坦并肩的达尔文就没有这么幸运，我见到的达尔文著作中译本都算不上合格。

　　高女士是社会活动家，许先生是学者，我还想顺便提一下另一位老人，一位角色和他们都很不同的老人，著名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先生。看了他的《维护科学尊严探索科学真理》一书我们会发现，现在备受关注的学术腐败其实是早已有之，邹院士等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在呼吁正视这个问题，当时的学术腐败还没有泛滥到现在这样的地步，可见邹院士等人的先见之明。邹院士热心公共事务，打击学术腐败、伪科学，影响颇大。但也有人批评他不务正业。其实，老一辈的科学家在晚年利用其威望参与社会活动，从事科学普及和维护科学尊严，其贡献绝不亚于发挥余热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他们能留给后代的，不仅仅是某项具体的学术成果，还有科学精神的传递。

　　三位老人，三本书，都因为求真而可敬。

　　（《中国艾滋病调查》高耀洁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走近爱因斯坦》爱因斯坦著许良英、王瑞智编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维护科学尊严探索科学真理》邹承鲁著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