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识”这个词给人的印象是一些并不深奥人所共知的知识。然而人工智能的研究却让我们看到了“常识”深邃的一面。人工智能有一个曾经非常热门的研究领域，叫做“知识工程”。研究者把大量的专业知识放到计算机里，建成“专家系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研究者企图建造“常识系统”，让计算机具有普通人的知识的尝试，却至今没有成功。原因有两个：一是属于常识的知识太多，远比某个科学领域的专家知识多得多，堪称海量；二是常识往往不像专业知识那样容易用语言表达，更难以形式化。

　　读了鄢烈山谈基本常识的文章，使我发现了建造常识系统的第三个困难。那就是，所有人心中的常识都是不一样的。鄢烈山的常识与何祚庥的常识相距甚远，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常识体系。为了后文叙述的方便，我们把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鄢烈山所属的常识系统简称为“编者的常识”，把中国科学院院士何祚庥所属的常识系统简称为“学者的常识”。

　　鄢烈山的这篇文章可谓字字珠玑，每一句话都体现了编者的常识与学者的常识之不同，对于我们学习和研究编者的常识是不可多得的教材。所以把文章全文放在下面，在每一段后面的【】中谈谈笔者的学习心得。再与何祚庥先生谈几点基本常识鄢烈山2006年01月05日南方周末

　　何祚庥院士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的对话发表后，我写了《向何祚庥请教两个逻辑问题》一文刊载在《南方都市报》上。文章只谈了何先生谈话中的两点逻辑“硬伤”：一是以“太穷”来证明只能“卖命”的合理性，又以只能“卖命”来证明“太穷”的合理性，这就是无效的“循环论证”；二是将别人的观点绝对化、极端化（“希望没有一点牺牲”），然后对虚构的论敌加以批驳，此即“偷换命题”的诡辩。

　　自以为文章写得很节制很礼貌，孰料同事小刘批评我说：“人家78岁了，说什么您都不必较真嘛，胜之不武，胜之不武！”我当然不同意他的这种“尊老”，因为他的话里暗含着对年过古稀者的轻视。我说，你看人家格林斯潘那么大年纪当美联储多大的家！你看人家以色列的沙龙77岁了，大步流星比你步履还矫健，立在世界的风口浪尖呢。你不要把何先生当作一个“老糊涂”，他讲的是真心话，是不少人想说而未说出口的话。他不是以一个普通老人的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既懂马克思主义又懂当代科学”的院士、社会活动家经常亮相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比你我大千百倍！

　　不过，我还是受了小刘的影响，打消了继续与何先生“商榷”的念头，在随后的半个月里不看关于何祚庥访谈的任何文章。

　　朋友告诉我，支持何院士的不止一个方舟子和一两家媒体；何院士已在《人民网》等处发了3封公开信，《中国经济网》对他的“独家专访”还“断定”你参与了一报一刊诬陷他的“合谋”呢。于是，我出于好奇搜索出这篇专访拜读了。“合谋”不“合谋”的我懒得去辩白，只想说：出于对何祚庥先生的尊重，我忍不住写下了这篇短文；如有用语欠敬，那也不是缘于“说大人则藐之”的话语姿态，而是基于不得不然的实话实说。

　　【作为开场白，这一段似乎长了一些。但是长有长的道理，绝非堆砌废话。开场白为我们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向读者证明：“我”只是受了“朋友”的蛊惑，“出于好奇搜索出这篇专访拜读了”。其他文章呢？对不起，一概没看见。例如，方舟子所说的“鹏归《评鄢烈山《向何祚庥院士请教两个逻辑问题》》(XYS20051213)、Alan《鄢烈山：你的逻辑何在？》(XYS20051213)”这两篇文章都已经把鄢烈山的“逻辑”驳得体无完肤，如果不是看了以后感到无法回应，当不至于费此大力编出故事来找理由回避，以便坚持何院士有逻辑“硬伤”。这个故事是否真实倒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更有趣的是在其背后隐藏着的“编者的常识”。老编们如果想打谁，战无不胜的方法就是在自己负责的版面上组织一个貌似公正的“争论”。如果发现“反方”的论述证据十足无法破解，就干脆弃之不用。这样一来，“正方”必然得胜回朝，“反方”必然溃不成军。这种编者的常识一旦膨胀，就从自己负责的版面扩张到了整个世界，把世界当成了可以随意编辑的版面，不合自己心意的东西仍可一律删除。从编者的角度看，自己仍可以战无不胜（甚至“胜之不武”）；但从他人的角度看，却俨然鸵鸟。

　　按照学者的常识，事情就不能这么办。争论的要诀在于擒贼擒王，而不可避实就虚。要坚持自己的观点，就需要把所有强硬的对手逐个击溃，否则认栽。靠得住的学问都是在这样的千锤百炼中发展起来的。假装看不见无济于事，因为这个世界不是谁的版面，并不会听任任何人来随意编辑。】

　　何先生在访谈中一再说别人的基础知识太差、素质太差。我现在来对何先生讲几点基本常识。

　　其一是说话的基本常识。首要的是尊重事实。这也是做人的基本常识，与一个人的文化程度、社会地位无关；否则就是“睁眼说瞎话”，不值得理会。重大、特大矿难频发，新华社、中新社及各路媒体都有专题报道，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总结矿难背后有五大安全问题，一是“抗拒执法，非法生产”，二是“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五是“事故背后的腐败充当了保护伞”。国务院新闻办2005年12月23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清理“官煤勾结”，从2005年10月底至新闻发布日，全国有4878名干部已从煤矿撤资5.6249亿元。面对众多血泪斑斑的如山铁证，一口咬定说什么矿难不断，是因为采矿本身“属于高风险行业”，是由于“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实在过于自大轻狂，也是对广大民众和李毅中等拒采“带血的煤”的政府官员的情感与智力的双重轻侮。

　　【这一段的精彩之处在于，为我们说明了在编者的常识体系中，什么是“事实”：“各路媒体”的报道是“事实”，官员说的话是“事实”，新闻发布会的新闻稿是“事实”，所有这些经过“编辑”的才是“事实”，除此之外还有“事实”吗？没有了。谁要是说与之不同的话，那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过于自大轻狂”，就是对“政府官员的情感与智力的双重轻侮”。

　　学者的常识体系中对“事实”的看法与此不同。媒体发表的“事实”是“公知的事实”，这恰恰是学者所不感兴趣的。一个学者如果把剪报拼凑的文章投给学术杂志，注定是要被拒绝的。学者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发现公众还不知道，或是应该重视而没有重视的事实。学者的任务就是分析公知事实背后那些更深层次的东西。像李毅中拒采“带血的煤”这种“事实”，其实没有实际价值，只是作秀。因为采不采煤采多少煤不由安监总局局长说了算，也不是他所能“拒”得了的。

　　作为一个学者，见到“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织生产”的“事实”，就会进一步分析原因：煤炭供不应求。如果煤炭卖不出去，再“黑心”的矿主也会把煤矿关掉回家吃闲饭去。煤炭紧缺的背景是能源紧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大力开发替代能源。何祚庥近年大力提倡发展风力发电，在怒江风波之后上书中央呼吁尽快上马怒江水力发电项目，都是减少煤炭需求和矿难的实际措施。怒江水电建成后，每年可以少采6千万吨煤，这意味着每年少死矿工200余人。

　　其实，南方周末各位老编真的重视“事实”吗？看看《编者按》怎么说的：“成就任何大局都要付出包括人命在内的成本，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待‘成本’的态度，才是问题所在：在所难免之事，即可漠然视之？”在编者眼里，事实无所谓，态度才重要。被他们斥之为“漠然视之”的人，却一直在为防止矿难作着实实在在的事。这正是按照“编者的常识”所看不到的事实。】

　　其二是论辩的基本常识。俗话叫“摆事实，讲道理”。看《中国经济网》的这篇独家专访关于矿难的部分，可以证明《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一点也没有歪曲何的意见。他仍然坚持他的那些观点，甚至坚持他的那些偷换命题的表述。他虚构了一个有些人“追求绝对的零灾难”的事实和观点，然后加以批驳。何先生自称精通马克思主义、难道不知道列宁早就揭穿这类诡辩术——把一个显然荒谬愚蠢的论点强加给对方，然后煞有介事地反驳？何院士是一个科学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时谈到伤亡事故的“概率公布”，在这篇访谈中又以缉私、消防等警察和影视的武打演员来类比矿工，说采矿本身就是高风险的行业。乍听似有道理，可是科学家是最讲量化的。死亡率为0.001%、1%、90%，都是“概率分布”，都是“高风险”，故意不辨“概率”的大小高低，回避“高风险”到底有多高，能说明什么问题？能证明我国当下这么高的矿难概率、矿工死亡率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吗？采矿业难免发生矿难、难免死人，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一年发生这么多特大矿难、死伤这么多矿工的必然性吗？何先生的逻辑链条明显断裂，他振振有辞的推断就显得可悲又可笑。

　　【这一段谈的是“论辩的基本常识”，据说是“摆事实，讲道理”。但是其中的“事实”仍然是按照“编者的常识”编辑过的事实：“《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一点也没有歪曲何的意见”。就这轻轻一语，把何祚庥多篇文章举出的《南方人物周刊》歪曲原意的大量铁证和众人对南方逻辑的有力驳斥全部从现实生活中删除掉了。这种手法在上一段已经分析过，此处不赘。只是“删除”总难免遗漏，前文中的“拒采‘带血的煤’”不是恰恰证明了有些人“追求绝对的零灾难”并非何祚庥的“虚构”吗？如果不是“零灾难”，煤能不“带血”吗？

　　比较有趣的是，在这里鄢烈山抱怨何祚庥只用“类比”，没有“量化”，企图怀疑或否认采矿业是高风险行业这一事实。一点不假，科学家确实是最讲量化的。但是热衷于煽情的媒体未必喜欢量化。对此笔者有过亲身体验：笔者曾经在《南方周末》发表过一篇讨论盗版的文章，老编把其中凡是含有“函数”二字的段落全都删掉了，虽然函数概念是中学的内容。所以学者的常识之一就是，面对传媒讲话，尽可能用非学术的通俗语言，否则他们听不明白瞎写一气，还说是你说的。

　　我说编者的常识不足以理解“量化”，证据是现成的，请看：“死亡率为0.001%、1%、90%，都是‘概率分布’，都是‘高风险’”这个说法就是错误的。首先，没有规定测试时间区间。须知同一组观测对象在一天之中的死亡概率和十年内的死亡概率在数字上有天壤之别，所以不规定时间区间，这些数字毫无意义。其次，像1%这种数字可以是“概率”，但不可能是“概率分布”，“概率分布”是一个函数而不是一个数字，即使象一维正态分布这种简单的“概率分布”也需要两个数字才能表达。第三，如果我们参照讨论此问题的习惯把时间区间定为一年，那么这三个数字也并不都是“高风险”。“高”与“低”是相对的，是否“高风险”需要一个参照物。我们可以找一个人们都熟悉的风险——交通事故作为参照基准。中国每年死于交通事故人数是十多万人，按总人口十几亿计算，约为每年万分之一。通常我们出门上班或购物并不认为是高风险的活动，可以以此作为标准。那么上面的三个数字中，0.001%比标准小一个数量级，显然是“低风险”而不是“高风险”，1%是标准的100倍，属于极高风险，每年1%意味着如果工作50年的话，有一半人死于非命，和平时期任何一个职业都达不到这个风险的程度。90%呢？已经不能谈论“风险”了，例如一个刚刚被判处死刑的犯人，还有10%通过上诉获得减刑的机会，我们会谈论他的“高风险”么？不会，他不存在“风险”问题，只存在如何侥幸逃生的问题。所以90%也不是“高风险”。鄢烈山运用编者的常识，一句话就有三个错误。所以和编者们谈“量化”，说“对牛弹琴”是过分了，但可以肯定不会遇见钟子期。

　　有了这样的基础，判断采煤是不是高风险职业就不困难了。笔者曾经任职的企业，总人数八千，每年死于事故一人，接近万分之一。所以虽然工厂事故频发，但不算高风险职业。我国煤矿每年死亡六千人左右，如果知道煤矿井下矿工总人数，就可以计算出采煤是不是高风险职业和风险有多高。笔者没有找到总人数的数据，但是如果按万分之一推算，如果全国有六千万矿工，那么采煤就不是高风险职业。我估计矿工总数远远小于六千万，可以看出采煤确实是高风险职业。】

　　其三是思维的基本常识。有一条就是考察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都是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即一定的时空境域之内。何院士居然拿抗日战争来比方今日中国的经济建设，以证明牺牲个人生命的必要和必然。我相信他这样类比不是出于冷血，也不是为全国近期被关闭的4000多个煤矿的矿主喊冤，而是出于思维方式的谬误。即便是战争年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指挥官也要应尽可能将己方的伤亡降到最小吧。

　　何祚庥说：“如果中国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在煤炭行业采用高投入的办法确保职工的安全，那么就会带来一系列其他问题，比如国家会出现煤炭供应不足，会错过发展的时机……”且不谈当前我国的采矿业安全投入在许多地方根本不是高不高而是有没有达到最起码标准的问题,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用较高的投入来确保职工的安全？虽然何祚庥否认自己奉行“早期资本主义的法则"，但他反复强调个人为了国家的发展应当不惜牺牲，这种思维方式不过是把私有制下的资本主义替换成了国家资本主义，奉行的依然是那种与“以人为本”理念格格不入的每个毛孔都带着血腥的原始资本主义原则。人类社会早就变换了时空，“发达国家”尚不发达时那一套罔顾劳动者死活的法则在当今世界是绝不应“照搬”的，即使我们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00年之前。60多年来，文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已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比如，二战时，战争双方都对敌方的大都市狂轰滥炸，完全不管平民的伤亡，如今谁再这样做就犯了“反人类罪”，为国际舆论所不容。时至今日，何祚庥院士还在竭力鼓吹为“实现工业化的梦想”而不惜牺牲一部分国民生命的高论，他的思维未免太欠与时俱进了。

　　【在“编者的常识”里有一条是时过境迁，隔年的皇历翻不得；这一点学者的常识也是一样的。但是对于“历史条件”随什么而变，二者的“常识”截然不同。编者的常识认为历史条件随着“文明世界的主流价值观”而变，就像编者可以按照他的价值观任意删改文章和采访录音一样；学者的常识认为历史条件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以“狂轰滥炸”为例，不只是二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也都是狂轰滥炸，这不是因为过去的人“不文明”，而是当时的炸弹准头太差。B52从万米高空扔炸弹，误差1%也有一百米，一颗炸弹要想炸中目标根本不可能。要想轰炸能凑效，只有以多取胜，所谓“地毯式轰炸”一片炸弹像铺地毯那样铺下去，总会有一个蒙上的。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微电子技术高速发展，长着电子眼睛和电子头脑的炸弹可以以低廉的价格大量生产，激光制导炸弹几乎可以弹无虚发，使得精准打击成了现代战争的常态。此时没有哪个傻子愿意再去用炸弹铺地毯，这是经济考虑，其实与“主流价值观”无关。

　　那么“主流价值观”又从何而来呢？毕竟不是人人都掌握高科技和先进生产能力，不会造智能炸弹和巡航导弹的国家或组织怎么办？没法子，只好用土办法，用“人肉炸弹”，打不着你的兵，只好打你的民。于是“文明世界”就说啦：你不文明！只许高科技打低科技，不许没科技打高科技。这就是“主流价值观”的来历。真的是那些挨打的不文明吗？当然不是，谁不知道坐在家里像玩电子游戏一样按按电钮杀人比身上绑炸药同归于尽舒服。谁让你不幸生在穷地方了，没有巡航导弹，挨了打还让人家说你“反人类罪”。编者们说了：“只问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用较高的投入来确保职工的安全？”。这就是“何不食肉糜”式的发问。编者们以为“投入”两个字真办起来也像编者写这两个字一样轻松呢。老人家曾经评论这种纸上谈兵的军事家：“他们不知道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走的。”

　　编者说战争时期的例子不算，那么和平时期的例子也不难找，后文中分析GDP时用的例子就是，此处就不重复了。

　　这些编者们从“事实”、“道理”谈到“主义”了，他们们的历史观是什么主义呢？我看没别的，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知识分子”会有各种乌托邦式的憧憬，但只有其中不违背经济规律的才能实现。硬要推行违反经济规律的“善良愿望”，结果必然是一场浩劫。】

　　其四是历史文化的基本常识。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那篇访谈中，何院士有一段关于“人本主义”的妙论。他说：“我何祚庥高讲人文主义，高讲以人为本，反对以大自然为本。他们（指那些环保主义者——鄢）是什么？他们是狗文工作者、鸡文工作者、牛文工作者……”读来叫人捧腹，但不是因为这些话幽默，而是因为这些话无知。原来何先生理解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是相对于“以大自然为本”，是“以人类为本”，是人类中心主义。其实，有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并不是针对佛教、道教或“极端环保主义”的众生平等、万物齐一，而是在反抗中世纪的神权、王权中产生的，起源于“文艺复兴”。相对于神权，人们把目光放在今生今世，“人被推向科学与艺术关注的中心”；相对于王权，“从古希腊思想出发，人不再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是有着自己目的的生灵”；由于“人”被置于中心地位，所以称之为“人文主义”（或者叫人本主义）。至于个人与阶级与国家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共产党宣言》里有明确的表述，不用我在这里抄了。何先生是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他理应明白，我们在表述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些观点时，一定要与法西斯主义划清界限。法西斯主义肇始于上世纪20年代的意大利，墨索里尼赋予它的内容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反对多元化、反对议会、反对资本主义；全体意大利人民应该放弃私利，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共同生活。因此，法西斯的竞选口号是“信任、服从、斗争！”（参见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世界历史》简明读本，德国人曼弗雷德·马伊著）轻言公民个人应当为“整体利益”而牺牲，仿佛只要他老人家一祭起“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本”的大旗就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地调兵遣将，这是什么主义不好下断语，但肯定不是人本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在“历史文化”方面，编者的常识与学者的常识也是各有特色的。编者的编辑对象是文字，非常明白不同的文字代表不同的内容。既然人本主义反对的是神权和王权，就不可能拿来反对鸡权、狗权。学者的常识有所不同，对任何文字表述都不会停留在理解字面意义上，总习惯于追寻背后的规律。比方说，既然“神”这东西并不存在，当然“神权”也就不会掌握在神的手里，鼓吹“神权”的那些牧师神甫、巫婆神汉才是神权的真实持有者。王权也是一样。王也是人，能掌握的权力有限，更多受惠的反倒是那些狐假虎威的狗腿子。所谓“神权”、“王权”，无非是一部分人假托一种超乎寻常的东西来支持自己欺负别人而已。所谓“人本主义”，无非就是说你那些“神”呀“王”的都是瞎说，你们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没有高人一等的权力。世事变迁，神和王都没了，但是骗人的原理不会消灭，超乎寻常的东西随时可以制造。所谓“以大自然为本”，也就是用“大自然”代替过去的神，或者干脆造一个“盖娅”女神，喝令大家来“敬畏”，威胁公众说若不敬畏就要来海啸SARS禽流感，这样就可以让这些“非人类中心主义者”像过去的神职人员一样得点实惠，老百姓可就要吃亏了。主张鸡权狗权的人，自然也不是为了鸡狗，鸡狗只是他们为自己谋利益的口实而已。能识破神权大骗局的人，识破这点小把戏自然不在话下。】

　　其五是政治基本常识。政治基本常识包括两个方面，之一是理论上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马克思主义是为工人阶级和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学说，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它是工人运动的旗帜。早期资本主义野蛮地压榨工人的剩余劳动，资产阶级的政府无情镇压工人的反抗，就像19世纪法国作家左拉在他反映煤矿工人生活与斗争的小说《萌芽》所描绘的那样。然而，正是工人运动的抗争，正是像左拉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才有了资本家的让步，才有了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进。尽管我们今天的国家制度与左拉所描写的那种时代性质不同，但对于为了追求暴利而不顾工人死活的黑心矿主，对于官煤勾结放弃监管职责的腐败官员，我们每个有幸不必下井谋生但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是应当对矿工持同情心，谴责草菅人命的黑心矿主和贪官污吏，还是应当用似是而非的“理论”为后者的倒行逆施进行合理化辩护？这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呀。

　　【在政治方面，编者的常识也摆脱不了唯心史观。据说“正是像左拉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现实的批判，才有了资本家的让步，才有了工人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社会福利的增进。”黑心的资本家们被“社会的良心”也就是像鄢烈山这样的“知识分子”骂得良心大发现，改变了“追求暴利”的本性，同意与工人携手进入大同社会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学佐拉大骂，黑心矿主和腐败官员也就改邪归正，矿难就可以减少。学者的常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家由野蛮变为文明，不是良心发现，而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因为工人不仅是用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实现产品价值的消费者。当生产力不断发展达到过剩时，不管资本家如何想，普遍提高消费能力都会成为资本的意志。失业保险和各种社会救济，在缓和经济危机方面给资本家带来的利益大于对劳动者的利益。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资本的意志才是资本主义从野蛮走向文明的真正动力。正如现在外资的大量涌入，绝不是因为资本家的“亲华”，而是资本的意志使然。】

　　政治基本常识的第二个方面是对现实的政治伦理、政策、法规的体认。何祚庥在回答“您怎样看待这些矿难”时说：“……我高度拥护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在这个指导思想下面看问题，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他似乎完全不理解或不理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施政方针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难道它们的提出不是有的放矢，不正是由于有些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将GDP数目字增长置于“人”的悲欢安危之上，甚至不惜牺牲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条件，因而积累了种种社会不稳定因素，乃至激化了许多社会矛盾吗？不正是为了更有利于中国的长治久安和可持续发展吗？何祚庥先生声称“在自己的岗位上参与政治”，他怎么会对这些当下最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毫无知觉呢？

　　【在编者的常识中，所谓GDP不过是一些干巴巴的“数目字”，是没有人性的，是官员表现政绩的工具，与“人”的悲欢安危无关。而学者的常识中重要的一面，就是要善于看出“数目字”背后丰富的内容和人性。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如果问人的生命价值几何？最标准的回答就是“生命无价”。这个回答不错，你花多少钱都不能让死去的人复生。可是这个答案用处并不大，例如要问死一个人赔多少钱？“无价”的答案就没有用。人的生命无价，但人的生命有“行情”，这个行情就体现在死一个人赔多少钱上。记得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人命的行情是2000元，交通事故死一个人，就赔2000元。有人很不满意，说撞死一头骡子还赔5000元，人怎么还不如骡子？答曰，买一头骡子确实需要5000元，而人命无价。既然无价，赔多少都不够。既然赔多少都一样不够，2000元总比不赔好一些吧。这当然是个歪理。真正的理由是，这个赔偿额既要让赔偿受益者觉得是一笔大钱，又不多到足以令人愿意故意被撞死拿命换钱。几年前人命的行情随着通货膨胀涨到了两三万元，最近又有了飞跃的发展，涨到了20万，大大超过了通货膨胀。这种变化从何而来？是像历史唯心主义者所说的源于观念的变化吗？不是。生命行情的变化是GDP的增长带来的。有人或许要说，人死了赔多少钱又有什么用？GDP能让我们少死人吗？当然能。50年代修康藏公路，每公里死一个人（也有资料说死5-6人），前日播出的电视剧《铁色高原》，背景是60年代修成昆铁路，工地附近的一大片坟头令人印象深刻。如今看修筑青藏铁路的报道是未死一人。这种变化的原因何在？是那个时候的人“冷血”、“漠视生命”，或是有什么“黑心路主和贪官污吏”么？都不是，原因就是GDP增长了。现在修青藏铁路用的是大型施工机械，而当时只能靠铁镐钢钎。我们现在的百万吨煤死亡人数是美国的100倍，但按人均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两倍，说明美国矿工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50倍。美国的人均GDP是我们的10倍以上，所以他们用得起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生产设备，再加上高价的防护手段，所以比我们少用人，少死人。经济学中有个“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说的是在发展过程中随着GDP的增加，贫富差距、事故率、环境污染普遍存在先上升到达顶点再下降的趋势。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正处于倒U形曲线的顶部，继续高速提高GDP，尽快进入曲线的下降段是解决诸多问题前提。有了这个经济基础各种具体措施才是可行的。所以GDP里包含了“人”的悲欢安危，而不是其对立面。】

　　以上所言“卑之无甚高论”，写字时一点辩论的快感都没有。可是，不说还真如骨鲠在喉。什么时候我们再也不要讨论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常识？

　　【“写字时一点辩论的快感都没有”是由衷之言，因为此文读起来也没快感。但是“不说还真如骨鲠在喉”就不对了。如果真是“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吐出来必有快感。这里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郁结于心”而又无法发泄，强努出来的文字才如此没快感。

　　其实鄢烈山不仅是个“编者”，也是个“作者”，写过不少杂文。很多杂文读起来很有快感，能闻到一股灵气、才气。曾经开过一个专栏为年轻人解惑，我十分关注，因为我一向厌恶那些“青年导师”装孙子。但鄢烈山的这个专栏自始至终都能像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从来不说那种混帐话，实属难能可贵。

　　鄢子曰：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真如此则必然气定神闲风流潇洒。一旦脱离此道，借公器泄私愤，搞成党同伐异的“私民写作”，“我心”也偏，“我手”自然脱离了“得心应手”的常态。

　　看了这篇无快感的文章，倒让我从旁汲取了教训：出去旅游要挑没去过的地方，找人打架则要选熟悉的地方，以免被追得慌不择路钻进死胡同里。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更简练：“写不出来时不要硬写”。仅以此与鄢烈山共勉。】参考资料：时报评论：亿元GDP死亡率折射公共理性http://www.cas.ac.cn/html/Dir/2006/01/06/7257.htm科学时报 1月6日

　　作者：舒锋

　　“2006年要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1月4日透露。

　　有数据表明，2004年，全国GDP达到13.6万亿元，同时也有13.6万人死于安全事故，1亿元GDP死亡1个人，占世界安全事故死亡总数的80%。目前中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世界其他产煤国家煤矿事故人数的总和，每年死亡大约6000多人。统计显示，我国单位产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几倍，正如中国单位GDP的高能耗一样，单位煤产量所牺牲的生命也高居世界第一——2003年全世界产煤约50亿吨，死亡人数8000人左右，中国煤炭产量16.6亿吨占33.2%，而死亡人数6434人，占80.4%。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美国的近100倍，俄罗斯的10倍，印度的12倍。一方面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另一方面则是生产事故和伤亡人数的居高不下，安监部门甚至用“带血的煤”来谴责那些只顾经济效益而蔑视生命的黑心雇主。曾经有专家认为，人均GDP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事故的高发期。我国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因此事故高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真的如此吗？

　　众所周知，近年来，我国重大事故多发的地区，有人均GDP不到1000美元的地区，也有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甚至是4000美元的地区。事故高发的主要原因在于一切向钱看、要钱不要命和对安全生产的忽视。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就意味着这种说法的不科学性和有害性，也是对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代价和负面效应的重视。

　　GDP无法全面反映社会净福利，不能充分反映资源配置扭曲和浪费的程度，更不能具体反映社会公平竞争机会、生态环境、个人幸福指数和社会满足感在内的各种其他指标。那么，从更深层次上说，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尊重，是对社会发展最终目的的维护，是把GDP与人的进步和幸福来相互关联起来进行思考的表现。要知道，对GDP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的评价，总是关涉它与人的福利、幸福和进步等方面的肯定或否定的必然联系。毫无疑问，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把与人的切身的幸福和进步考虑进去。把亿元GDP死亡率、工矿商贸十万从业人员死亡率等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考核指标，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必然，是对个人的幸福的重视，也是公共理性的折射。

　　（方舟子按：《南方周末》的编者既然假惺惺冒充中立“欢迎所有人参与”，那么新语丝“立此存照·《南方人物周刊》：黑媒体的典型”专辑中就有两篇驳斥鄢烈山的“基本逻辑”的现成文章可用：鹏归《评鄢烈山《向何祚庥院士请教两个逻辑问题》》(XYS20051213)、Alan《鄢烈山：你的逻辑何在？》(XYS20051213)。明明是连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事实陈述和价值判断都分不清的文傻，却偏爱谈谈什么“基本逻辑”、“基本常识”。《南方周末》的不良记者李海鹏不是抱怨新语丝“一边儿倒”吗？新语丝敢把批驳的文章全文附后供读者比较，《南方周末》“一边儿倒”的时候有种也这么做吗？自己做不到的，甚至做得远远不如的，有什么资格来抱怨？）编者按：2005年12月12日，《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对话何祚庥：一个批判者的自我辩词》一文。采访中谈及矿难，何祚庥说：（怨就怨）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了？（刊中原文如此）随后发生争论，鄢烈山参与其中，论辩往来，至今犹酣。争论的焦点，似可称之为‘大局成本论’——成就大局需要付出成本。

　　成就任何大局都要付出包括人命在内的成本，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对待‘成本’的态度，才是问题所在：在所难免之事，即可漠然视之？

　　事实上，‘大局成本论’并非针对矿难所首创，而是早就散见于各种场景之中，想来心存‘成本合理’潜意识的人也许不在少数。

　　本版刊登这篇文章，当然并不代表本报观点，也不指望一举摆平此次事件的文责是非，而是试图理清‘大局成本论’背后的逻辑，欢迎所有人参与。鄢烈山1952年1月出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今仙桃市）沙岭村。1982年7月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曾做过农民、民办小学与中师函授教师、政府机关干部，1986年3月入新闻界，现为南方日报报业集团高级编辑。无党无派无行管职务。1984年起开始评论、杂文、随笔写作。已出版杂文时评集15种，多为吞吞吐吐的言辞。以“公民写作”自我定位，憧憬“我手写我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