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三时，高慧像往常一样从睡梦中醒来。看着黑漆漆的窗外，她感觉自己再次坠入了无底的深渊。“漫长的一天又开始了，怎么熬过这一天呢？”她想，“痛苦的日子还有没有尽头？”

　　在很多人眼中，23岁的高慧漂亮、文静、爱笑。但事实上，她是个病人。什么是生活？高慧的答案是：活着就是受罪。

　　“吃什么、穿什么、玩什么，我一概没兴趣。没有一件事能让我高兴的。”高慧说，“整天心里就是烦，除了烦还是烦！”

　　高慧得的是抑郁症。当前世界十大疾病中，抑郁症位列第五，预计到2020年将跃升到第二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在全世界范围内，有3．4亿人患抑郁症。在中国，抑郁症患者有2600万。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周东丰教授告诉记者，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思维迟钝，身体疲劳，持续两周以上，影响到个人的社会功能，如工作能力和学习能力，就应当考虑可能得了抑郁症。

　　高慧的这种状态已经持续8年了。15岁那年，初中二年级的她因为住校想家，经常蒙着被子掉眼泪。不久开始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学习成绩急剧下降，这样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学期，突然奇迹般地好了。“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高慧说，就是“想家”，而那时候正处于青春期，女性患抑郁症的高危时期。

　　过去，由于病因不详，抑郁症被认为是“内因性精神疾病”。随着医学研究对大脑机制的逐渐了解，人们发现抑郁症是由于患者脑内神经传导物质作用紊乱而引起的疾病，跟遗传素质和精神压力也有一定关系。

　　“有的人即使承受再大的压力，也不会患上抑郁症；而对那些易感人群，尤其是有家族精神病史的人来说，或许稍有压力就会致病。”周东丰教授解释说。

　　抑郁症最初的反应通常是感到疲倦乏力，甚至出现心悸头疼、胃溃疡出血或者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表面上看是某种慢性病，实际上是长期的紧张、压力、抑郁等心理因素所致。

　　初中毕业后，高慧考取了高中的重点班，随着学习压力的增大，她失眠的毛病又犯了。渐渐地，情况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什么也记不住，老师说的话一句也听不懂。从重点班的最后一名，落到了普通班，她仍然是最后一名。

　　迫不得已，高慧在高二快结束时退学了。“那时感觉整个人成了个空壳，家里人都说这孩子中邪了，还请人来作了法。”

　　“作法”当然没有解决问题，于是四处求医。家乡小县城的医院查不出毛病，于是高慧一个人投奔西安的舅舅，却被当地最好的医院当作颈椎病治了将近两年。

　　“每星期要去一次医院，从舅舅家到医院倒两趟车，但我始终记不住是哪两趟，每次去都要拿着舅舅写好的小纸片。”那是高慧最痛苦的一段。有几次，她觉得自己实在撑不住了，想到了死。她躺在床上，却虚弱得连死的力气都没有，“要是旁边有什么东西，能让我一下子就死了的，当时肯定毫不犹豫”。

　　能活下来，高慧或许是幸运的。

　　我国每年至少有25万人自杀身亡，相当于每年死掉一个小县城的人口，而想自杀却没有成功的，竟达200万人之多，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地级市。自杀是我国的年轻人群（15岁～34岁）占第一位的死亡原因。根据国外的统计数字，有15％的抑郁症患者自杀成功；在自杀人群中，有70％是抑郁症患者。

　　“爸爸、妈妈直到这时才认为我真得了‘病’。”高慧说，在那以前，家里人说的都是：“你没啥病，想开点，别胡思乱想”，“多锻炼锻炼身体”，“这孩子就是太要强”……

　　因为怕女儿一人在外有什么闪失，高慧被父母叫回了家。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一家私人医院，高慧终于知道自己得的病叫“抑郁症”。她开始住院治疗，一年花了两三万元。“他们给我用的是一种会上瘾的药，每天到时间不输这种药就难受得没法活。”高慧回想起来感到后怕，“你说那是什么药？连个处方都没有，至今都不知道名字。好在我强迫自己停药了。”

　　无奈之下，今年春节过后，高慧跟随哥哥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求医。患病近8年后，终于开始了针对抑郁症的专门治疗。但医生告诉她，因为病程太长了，治疗的困难很大。

　　“在中国，抑郁症还是个相当隐蔽的杀手。”周东丰教授为高慧和许多患者艰难的治疗历程痛心：“长久不愈的抑郁症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发生不可逆的损害，认知功能出现明显的缺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更小，也就是造成了所谓的残疾。”

　　目前，全国仅有的1．5万余名专科精神病医生队伍，远不能满足需求。另外，很多抑郁症患者以躯体症状为表现而选择综合科就诊，而综合科医生对抑郁症的认识却有限，往往将抑郁症当作了普通的躯体疾病治疗。

　　医生举了个典型的例子：一个叫白露（化名）的女病人，跑遍了北京所有的医院，去过综合内科、消化内科、风湿科……做过心电图，查过脑电图、B超、CT，但是，检查的报告写的都是“减号”。医生的诊断一般是“神经衰弱”，也有的写成“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心脏神经官能症”等等，有的干脆写成“头痛待查”。

　　后来，到北医六院一检查，原来她患的是抑郁症，吃了两个星期的抗抑郁药，好了。

　　调查显示，90．1％的抑郁症病人首诊于非精神科，85．7％受各种非抗抑郁药物治疗，36．3％用过气功、迷信治疗，80．2％从未接受过心理咨询。

　　在北医六院，高慧第一次知道和自己受着同样困扰的病人居然如此之多！无论何时走进门诊大楼，都可以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为了挂上号，她经常夜里就去排队。

　　“实际上，接受治疗的患者只是冰山一角。”周教授说，目前我国地市级以上医院对抑郁症的识别率不到20％，现有抑郁症患者中，接受治疗的仅占一成，也就是说，九成病人根本没有接受过任何治疗。

　　“过去，人们对神经衰弱比较熟悉，对抑郁症缺乏基本的了解。”周东丰教授回忆，当时，如果某人患了抑郁症，单位领导不会想到他有病，不是动员他住医院、看医生，而是派人去做他的“思想工作”。

　　周东丰分析，这种无形的社会压力，极易使患者贻误治疗时机，甚至酿成悲剧。实际上，抑郁症并不格外“偏爱”任何人。在她的病人中，有中央某部的司长，有下岗的普通职工，有80多岁的老太太，也有10来岁的孩子。

　　“人们往往觉得近几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大幅上升。”周东丰分析说，这一方面是社会的变化速度令许多人不适应，激烈的竞争带来巨大的心理压力，使患病的诱导因素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精神需求的提高，更多的人能够正视自己精神上的困扰，并且敢于表达出来。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就曾借《艺术人生》节目表示，自己离开《实话实说》的原因是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他是抑郁症患者中极少数不忌讳公开自己病情的人。事实上，不少名人都曾受抑郁症的困扰，“最近像韩国的李恩珠，香港的张国荣，还有好多好多人———海明威、川端康成……这些名满天下、事业颇为成功的人士，都是因抑郁症自杀的。”

　　周教授说，识别抑郁症并不太困难。抑郁症的常见症状有：兴趣丧失、无愉快感；精力减退或疲乏感；精神运动性迟滞或激越；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或有内疚感；联想困难或自觉思考能力下降；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自伤行为；睡眠障碍，如失眠、早醒，或睡眠过多；食欲降低或体重明显减轻；性欲减退。以上9项症状中存在4项即可作出诊断。

　　高慧目前的治疗费用是每月五六百元，主要采用药物治疗。除药物外，治疗方法还包括心理治疗、睡眠剥夺治疗、光疗和电痉挛治疗等。目前对于抑郁症患者，尤其是重度抑郁症患者的治疗，多采用的是系统疗法，患者不同、患病时期不同，各种疗法的侧重点也不同。

　　“希望更多的抑郁症患者能够善待自己，正视疾病。”周东丰教授语重心长：“抑郁症完全可能治愈，只是，我们必须打足了十二分精神对待它。”

　　采访结束时，我得知高慧有了男朋友。她笑着说：“他不嫌弃我得了这个病。为他我得快点好起来。”（记者 周欣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