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颅戒毒手术

　　杨勋死了，家属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生锈的螺丝。他的父亲杨大武说，如果不是受医院和一些媒体误导，或许，杨勋不会走得这么快。

　　为了调查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简称“泸医附院”)的开颅戒毒手术，记者在一个星期内采访了16个曾在该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按照采访的先后顺序，杨勋是第6个。

　　此前采访的5个“瘾君子”的父母曾一致反映，在做完开颅戒毒手术之后，他们的孩子多次出现厌世自杀念头，有几位甚至多次付诸行动，所幸未能“如愿”。他们提到了杨勋，以此证明自己没有撒谎。

　　杨勋，26岁，有8年吸毒史，去年10月1日，在泸医附院做完开颅戒毒手术后一个多月，他与罗丹结婚，4个月后，他在云南戒毒期间坠楼而亡。

　　■戒毒失败寻求手术治疗

　　“杨勋的死，是泸医附院开颅戒毒手术失败的极端典型案例。”此后的叙述中，杨大武的情绪颇为激动。

　　“杨勋是我的独子，从小对他比较溺爱，的确疏于管理。他被送去强制戒毒所多次，但根本不起作用。2004年7月14日，我看到成都一家知名媒体报道说：某部门委托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进行的‘脑立体定向治疗戒毒手术基础与临床’研究课题启动，成功为两名瘾君子摧毁了毒瘾。我们一家高兴得一夜没睡，报纸介绍，泸医附院的技术达到全国先进水平，手术戒毒成功率达到90%，而从事这项手术的神经外科主任，被称为西南手术戒毒第一人的陈礼刚博士也被介绍为拥有17年的临床经验。”“6月27日做完手术后，三哥因为打了太多的靶点，人一直昏迷，医院也一直给他注射镇定剂。从神经科换到精神科，再转到康复科，直到7月31日，因为三哥差点从泸医附院大楼跳楼自杀，我就在陈礼刚同意下，把三哥接回了家，但是没有办出院手续。”

　　赵兰说，赵学锋接受手术后，眼睛没有余光、反应迟钝、情绪时常失控，是非分辨能力也变得很差。“回来没几个月就复吸了，但是陈礼刚说我们不能再回医院了，要回就要付费治疗。”

　　■手术后毒瘾更大了

　　杨勋家人至今仍有悔意，说他们当时没有对手术多个“心眼”，杨勋本人也很愿意做手术，彻底摆脱毒瘾，全家都对新的生活充满了憧憬。

　　2004年8月9日上午，杨勋被剃光了头，躺到了手术台上。3个小时手术后，他回到了病房。

　　“做完手术后的杨勋非常兴奋，手舞足蹈，6个人都按不住他，他嘴里说着胡话：电钻钻我的头，钻得好响啊，钻得好焦臭啊，我觉得自己好英雄啊，陈教授(指陈礼刚)说我的螺丝上偏了，要重新上……”

　　“我很担心，但是陈礼刚说没关系，一个小手术，几天就能出院。”

　　杨勋逐渐恢复了平静，寡于言语，8月16日，一家人满怀希望回成都。

　　“回来后不到一个星期，我发现他变了，经常头疼，每天都要洗两次头，使劲抠手术的地方，说螺丝上偏了。他说没了嗅觉，也没了味觉，情绪开始变得焦躁，总要往外跑，我就怀疑他复吸了，但是一直没能现场抓到。为了他远离毒品，我就把他锁在家里，还特意焊了一个铁门。但他还是跑了出去，他疯了一样，几次翻围墙，想跳楼，都被我发现了。”杨大武说。

　　很快，杨勋就向罗丹承认已经复吸，因为秘密被揭穿，杨勋开始公开吸毒，亲人们惊讶地发现他手术前只是吸食毒品，现在却改为了注射，而且量在不断增加，术前每天毒资消耗100多元，术后增加到了1000多元。

　　与此同时，罗丹还发现杨勋的性欲开始急剧下降。杨大武于是又将儿子带到了泸州，反映手术失败，要求重做手术。但是未过多久，卫生部就紧急叫停了开颅戒毒手术，有关这一手术副作用的报道铺天盖地地出现。

　　“我意识到这个手术失败了，因此送儿子去自愿戒毒所，第一次，还没到戒毒所，人就跑了；第二次交了钱，第二天就跑了，说手术戒毒都失败了，没有希望了。2005年1月9日，为了让杨勋换一个戒毒环境，不再接触毒友，我将杨勋送到了昆明我一个朋友家，同时用中药戒毒。但是1月14日，杨勋就坠楼了。”

　　“在看到报纸后的第二天我就赶到了泸州。我是去考察的。我见到了泸医附院第一例接受开颅手术戒毒的患者赵学锋，他是6月27日做的手术，陈礼刚和赵学锋的妹妹赵兰都说，他是免费治疗的。

　　“我问赵学锋还想不想毒品，他说不想了，但是我觉得他反应迟钝，脑子好像不太正常。陈礼刚就解释，赵因为是第一例，所以手术‘打’了17个靶点，可能需要一两年恢复。我后来想跟踪看他是否复吸，但是陈礼刚多次表示不同意吸毒者家属互相联系，以免吸毒者互相联系，不能远离毒品，导致戒毒失败。后来杨勋出事了，我才打听到，赵学锋做完手术不久就复吸了。”

　　记者后来找到了赵学锋的妹妹赵兰，她证实了杨大武的叙述。她说：“赵学锋是我三哥，有10年吸毒史。2004年7月，陈礼刚在三哥的一个朋友的引荐下，向我们介绍了开颅戒毒术，当时说手术对人体不会有多大影响，复吸的几率很小，我们就动心了。陈礼刚说，因为是第一例手术，为了宣传，所以免费治疗。

　　杨大武说：“杨勋火化后，我们在他的骨灰里发现了几个金属片，还有几个螺丝生锈了。这才明白他生前为什么一直喊头疼。”

　　陈礼刚始终不承认手术失败，他说：“少数个案并不能说明问题。你药物治疗没有效果，去戒毒所也戒不了。我这个手术，哪怕只有20%的人成功，都算成功。”

　　■杨勋遭遇并非个案

　　重庆大渡口区一个叫做周颖的28岁女子，因为在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所做的开颅戒毒手术“失败”，她的情绪失控，于今年3月21日，从所在的居民楼四楼飞身跃下，幸运的是没有摔死，但造成了尾椎骨骨折。

　　2004年9月，周颖在泸州接受了开颅手术。手术结束，醒来的时候，她突然发现嗅觉没有了，食欲开始下降。她以为是暂时的，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而且很快开始偏头痛，记忆力迅速下降。

　　“30日，我出院了，共计花费3万多元。但一出院我就想毒品，我脑子蒙了：完了，手术失败了。”

　　记者的采访机中录入了更多手术失败者或他们亲人的控诉，一个星期内，记者找到了16名这样的患者。

　　余柯志，22岁，成都市人，去年9月手术，出院后即复吸。他母亲说，小伙子术后出现了与张时栋差不多的情形，术前每天注射毒品四五次，术后却要注射十几次才能满足需求。4月21日因吸毒进了成都市强制戒毒所。

　　杨明，32岁，成都市人，去年9月手术，两个月后复吸，记忆力急剧下降，沉默不语，变得非常胆小，现在云南戒毒。

　　周勇，29岁，都江堰人，去年9月手术，第二天复吸，六亲不认，拿着刀追砍父亲，差点掐死女友，并一拳打落了母亲的三颗门牙，并多次自杀，曾一刀插进自己腹部，后因毒瘾发作，盗窃被抓，5月26日被判刑6个月。

　　武勇，26岁，绵阳人，去年9月手术，十余天后复吸，剂量增加，六亲不认，失去性欲，无嗅觉，脾气暴躁，术后被强戒一次，自愿戒毒两次。

　　王伟，27岁，攀枝花人，去年9月手术，十余天后复吸，头胀痛、无嗅觉、记忆力下降、性欲下降。

　　李远林，36岁，攀枝花人，去年9月手术，一个月后复吸，无嗅觉、脾气暴躁，妻子反映先是每天要两三次，后再无性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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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议声中的开颅戒毒术

　　开颅戒毒手术被卫生部叫停半年多，争议持续了半年多。

　　“心瘾”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社会学和医学双重难题，横刀切断了绝大部分吸毒者走向新生的征途。90%的复吸率多少让人对戒毒产生“徒劳”的绝望情绪。

　　以往，我们把毒瘾视为一种恶习，但现今在医学上却有新的理解：此为一种慢性反复发作性脑病。

　　2000年，开颅戒毒手术在广州亮相，引来一片“奇迹”的惊呼，2004年这一手术被推至高潮，众多吸毒者将其视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截至去年11月2日，卫生部紧急叫停此项手术时，全国已实施手术500多例，超过全球其他国家历年累计的300多例。广东、湖南、四川等十多个省市进展得如火如荼，有吸毒者的家属甚至跑到医院跪在地上哭求医生做手术。

　　何谓开颅戒毒术？它实则是一项舶来术，最先由俄罗斯科学家发明，利用医疗设备，确定脑内毒品渴求区“毒瘾”位置，将高温细针插入脑内，损毁毒品心瘾“渴求区”。

　　事实上，此前这一技术在发源地俄罗斯，因为受到患者“手术无效并有副作用”的控告而被中止，至今未能解禁。

　　我们形象地把需要手术摧毁的“渴求区”叫做“靶点”。然而，国内进行该手术的医院，靶点数没有一个较确定的标准，有七八个的，也有多达十几个的，都比俄罗斯的技术复杂很多。而靶点越多，不可知的副作用也就越多。这是手术被叫停的重要原因。

　　大半年来，针对卫生部的叫停，争议不断，一些医院“翘首期盼”卫生部解禁，一些医院的表态却较为谨慎。

　　在叫停后不久，卫生部要求各地，尤其是开展这项手术较多的广东省和四川省卫生行政部门组织专家研究制定科学的评价方案，对已接受手术的患者进行观察和随访，客观科学地确定手术的适应症、安全性、有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对脑科手术戒毒技术的临床应用和深入研究的意见。

　　今年3月，卫生部在西安召开了手术戒毒临床技术研讨会，随后，开颅戒毒术有望今年10月解禁的消息传出，但在一片争议声中，卫生部又于4月予以了否认。

　　■“作为一项新的引入技术，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了”

　　记者试图就部分开颅戒毒手术者所反映的问题采访泸州医学院附属医院，但泸医附院宣传科李科长表示，一切采访均需经省卫生厅科教处同意。

　　5月30日，四川省卫生厅科教处陈处长回答，按卫生部要求，四川省对全省两百多名接受开颅戒毒手术者的回访工作已经展开，31日上午，课题评估小组将对第一阶段的工作进行总结，到时泸医附院将有人参加，“能否接受采访，需由专家组讨论决定”。

　　31日下午，陈处长答复不能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他解释，媒体前阶段对开颅戒毒术“后遗症”的报道已经给评估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泸医一共做了158例，只出现了十几例投诉的，这很正常，今天上午总结，四川省总体手术效果非常好，泸医说很多人给他们送了锦旗。”

　　“成功的病例很多，作为一项新的引入技术，这样的效果已经很好了。”但陈处长拒绝透露有关具体数据。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