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谈判：用科学数据捍卫国家发展权 (3)

　　国际谈判的责任体系是“配额”

　　人类排放到大气中的CO2，造成大气浓度的升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设定一个排放控制的浓度，人类排放的CO2额度即可设定。但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减排方案，都应该在这个额度中做文章。

　　丁仲礼介绍，国际上对控制大气CO2浓度的途径，目前有两大类观点，一类强调减排，另一类强调排放配额分配。前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宣传。虽然这两种途径没有本质区别，都以降低排放强度为目的，但在操作层面上，二者有很大不同：减排以某年为基准，此后逐年减少排放量；排放配额则以某个时间段为单位，分配此时间段内各国可排放的额度，至于如何实现最终排放不超过此额度，则可由各国灵活掌握。谈判中，如果以“减排”作为谈判议题，并由此构建国际责任体系，就势必会掩盖各国历史排放与人均排放的巨大差异。只有把排放配额分配作为谈判议题，才能在公平正义的原则下，充分考虑历史和现实诸因素，才能体现“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和公平正义准则。

　　谈判桌上的话语表达，其背后是各国经济利益的保护措施，而谈判策略与技巧来自于科学研究的角度和深度。丁仲礼课题组研究表明，当国际气候框架与美国国内经济发展出现冲突时，气候政策亦开始了以保障国内经济发展和企业利益的调整，美国关于全球变化的研究也针对这些调整，不断修正研究方向和关注重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气候变化科学研究的领导者，并为国际全球变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但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开始改变：老布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得行动迟缓；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是在国际上积极、国内消极的气候政策；而小布什政府在全球变化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犹豫，在国内指示有关部门开展有关“全球变化与全球变暖是否真正存在”、“《京都议定书》将大多数国家排除在协议之外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是否可以有《京都议定书》之外的把‘全世界’纳入减排事务中的温室气体减排方案”等研究，从而构建起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京都议定书》的替代方案——《晴朗天空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

　　故此，中国有必要争取在谈判桌上用配额说话，保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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