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5岁的李恒年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西安卫星测控中心。人事部门一看他的简历：“本科，兰州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懂数学、会编程，正好中心在发展BP机寻呼业务，就把他分到了寻呼台。
  当时正赶上中心即将执行第15颗返回式卫星测控回收任务，任务联调时，地面测控站频繁出现数据中断、跳变、丢失等现象，令许多技术人员一筹莫展。
  通过翻阅技术资料，李恒年敏锐地察觉到是数据处理算法有问题。作为一名“编外人员”，李恒年利用休息时间编制了一套全新的算法程序和技术方案。【详细】

  2006年10月，我国一颗遥感卫星突发故障。遥测数据显示，卫星在太空中急速翻滚，星上能源完全消失，只有阳光照射到太阳能帆板时，才有几秒钟的信号反馈。
  卫星研制部门和航天测控战线的专家紧急会商：当务之急，是尽快确定卫星姿态，抓住每次几秒钟的卫星加电时间，注入控制指令，使卫星停止翻滚，转入正常运行姿态。否则，价值十多亿元的卫星，将成为毫无用处的太空垃圾。
  当时，我国航天测控网的覆盖率还不高，确定卫星运动状态，捕捉卫星抢救时机的难度非常大。经过持续20多天的仿真分析，李恒年带领团队终于掌握了卫星翻滚的运动规律和太阳帆板供电的周期规律，准确预测出卫星最大供电时间段。按照他们的建议，远望号测量船在南半球上空捕获卫星，注入遥控指令，69天的太空营救终获全胜。
  “迎接挑战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把自己逼得狠点儿，有把自己逼入绝境的坚定毅力。”李恒年参与组织的一次次卫星异常情况处置，虽不见硝烟，却惊心动魄。【详细】

  2007年初，我国一颗北斗卫星发射在即。然而，在“北斗”预定的组网位置上，已有分属不同国家的两颗卫星在轨运行。地球静止轨道“寸土必争”，能否与外方顺利实现“多星共位”对争取我国空间利益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通过谈判让外方认可我们的技术，实现“3星共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作为测控专家，李恒年当时一方面要做好技术准备，另一方面还要思考谈判策略，挑战和压力很大。
  李恒年对同事说：“即使一件工作开始时毫无希望，甚至绝望，但高涨的激情和忘我的投入可能会产生超乎想象的美妙结果。”【详细】

  在神舟五号任务中，为了确保航天员生命安全，他以近乎苛刻的要求开展每项工作，通过对历史试验数据全面分析和上百次仿真计算，提出了“折算气象风漂移运动修正船下点预报方案”，最终把落点预报牢牢锁定在1公里以内。
  在神舟六号任务中，他又开始了新一轮冲刺，及时攻克了快速优选数据源的难题，带领团队计算出的飞船制动时刻非常精确，误差仅有200毫秒。正是由于这一精准的预报，搜救人员仅用12分钟就赶到了返回舱落点。
  但李恒年仍不满足，“能不能把落点误差再缩小些，让搜救队员到达再快一些。”作为工作人员之一的李晶非常清楚，这就好比一百米比赛跑进10秒后，要再把成绩提高1毫秒一样，难度太大了。李晶劝他：“12分钟已经是极限了，再发起挑战会异常艰难。”可李恒年却轻描淡写地说：“攻克难题不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吗？”【详细】

  在许多人眼里枯燥乏味的数据、模型，李恒年却像朋友一样对待它们。 李晶和李恒年是从1996年开始一起工作，那时李恒年正在着力解决“东方红3号”卫星轨道机动难题。2013年，李恒年出版了专著《卫星机动轨道确定》，李晶翻阅时惊奇地发现，虽然时隔近20年，但李恒年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跟踪研究。
  “20年，对于一个科研工作者来说不算短，如果没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很难想象20年是如何坚持下来的。”李晶说。【详细】

  博士钱山是李恒年的得意门生，在他眼中，李sir不仅敢于向权威挑战，而且勇于否定自己，甚至鼓励别人否定自己。
  2010年12月，钱山开始参与神舟八号飞船返回控制和落点预报任务准备。在逐渐学习掌握了飞船返回控制和落点预报相关技术细节后，钱山发现李sir采用的三自由度落点预报模型仍有改进空间。
  “但他既是权威，更是老师。”在说与不说之间，钱山犹豫不决。但李恒年很快就表达了坚定的支持意见：“科研无止境，发现问题就要解决。”
  2009年宇航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李恒年被任命为实验室副主任。他以“培养超过自己的人”为己任，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科研学术和团队建设。在李恒年看来，实验室绝对不能走“快餐文化”路线，而是要按照“百年老店”的品牌来经营。【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