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人物介绍的文章很多，但是自己介绍自己的文章怎么写法呢？对没有文字写作修养的人，我想也只能回忆一下各个年代，想到什么就写什么。

　　一个人讲问题，往往不免受个人经历的制约。我对小学生负担重曾发表议论，认为大可不必，这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小学学习是糊里糊涂过来的。当时自认为最出色的一次表现就是在三年级曾带回给母亲一份因学习好而得的奖品，那就是北京史地课考试得第5名奖给的一份北京城的油印讲义。为此，我始终为能熟练说出北京所有内外城门名而感到自豪。

　　同样是由于自己的经历，在要我和青少年谈话时，我总不免讲，中学打的基础是影响一辈子的事。可以说，这里我有正反两方面的经历。

　　我刚上中学的半年是住在身为教授的伯父家。他见我下学后很空闲而询问我。我说老师安排的数学作业我都做完了。他说那不行，数学书上的题自己都要做。从此，我就按他的话做了，其影响深远。这不仅使我数学课很熟练，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而且由此我习惯下课就忙于自己做题，很少去看书上的例题。我后来回想，总觉这一偶然情况有深远影响，使我没有训练出“照猫画虎”的习惯。

　　我的反面经验是语文课没有学好，到高三时已接近不及格的边缘。老师出作文题，我不是觉得一句话就解答了，就是觉得无话好说。其后果也可以说是影响一辈子的。举个实际例子，我于1944年参加了当时留美和留英两项考试。留美考试未录取，后来通过别人查分数才知道我的语文考试只得了24分。在留英考试中，我的作文只写了三行再也写不下去，只好就此交卷。居然我被录取，曾使我大吃一惊。以后有机会看到所有考生的评分，这才知道这位考官显然眼界很高，而打分又很讲分寸，很多考生的中文成绩都是40分，再没有更低的分数，我当然是其中之一。以后虽然没有再考语文，但是语文这个关远没有过去。拿近年来说，不少场合要你讲点话或是让你题词，我只能极力推辞，而主持人则很难谅解。这时总使我想起中学语文老师出了题我觉得无话可说的窘况。

　　我上大学是在当时的燕京大学。那时物理系的课程内容是很有限的。回想起来，从两个方面讲，这对我是很有利的：一是我深知自己的才智十分有限，正因为当时的课程比较浅，分量不重，才使我的学习得以比较主动，而这种主动性无论对学习或是对从事研究都是最为重要的。正是基于自己这样的体验，我讲过这样的观点，认为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知识的能力相匹配。二是由于课程不重，使我得以花较多的精力完全是自学阅读钻研当时在国内看来是新兴和深奥的量子力学理论，使我达到了入门的水平。这正好与我毕业后到西南联大随吴大猷先生做研究相衔接。吴先生当时是在国内最早开展原子、分子的量子力学理论研究的科学家。跟随吴先生作研究又使我在使用量子力学上取得了经验。所以，1945年我到英国留学，和一般英国研究生比较，在量子力学基础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1941年我大学毕业后经葛庭燧先生推荐给吴大猷先生任西南联大的助教。系主任饶毓泰先生第一次接见我时就严肃地对我说，这里人很多，根本不需要助教，你在这儿就是钻研学问做研究。后来我的情况正是如此。当时西南联大名教授很多。课也开得很多。我在一年中就旁听了六门物理和数学的课，教学任务只是每周带一次普通物理实验。我听课很多，但是课后不复习，所以大部分没有懂，但仍旧得益不少。一是开阔了眼界，二是某几个方面不同程度地还是学到一些更深的知识，如分析力学、电磁理论，群论的一点入门知识。后来的经验表明，较广的知识只要概括地有些了解，遇到问题时就可能用得上，在用之中把它掌握起来。

　　莫特教授是我到英国投奔的博士生导师。他当时还是很年轻的教授，但已出版了三本著名的专著，每一本的出版都标志着一个学科方向的诞生（原子碰撞理论、金属合金理论、离子晶体中电子过程）。正因为他有如此广阔的成就，我初和他接触时十分惊奇地发现，他只对他当时研究的问题感兴趣，和他谈更广的问题他不感兴趣。我后来才领悟，正是由于他的这种专注的治学特点，才使他能在十年之中在几个不同的领域取得重大成就。他治学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尽管他有深厚的数学理论修养，但最善于抓住问题的物理实质提出形象的模型，以最简单的数学方式概括结果。他的这些治学特点不能不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但也无可讳言，长时期习惯于把兴趣集中在自己研究的问题上，也给我带来很明显的局限性。

　　在英国时，在我的心目中，主要研究固体的除了我所在的布列斯托尔大学就是爱丁堡大学的玻恩教授。所以获学位后就到他那里访问半年。玻恩教授不仅是晶格动力学的创始人，而且这个学科几十年的研究进展大部分是他自己和他的学生完成的。没有想到，我的这次访问最主要的结果是他建议我与他合作完成一本以量子理论为基础的晶格动力学专著。写书的工作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了三年，到最后时期，如果不是有约在先，已经很不想写下去了。这是因为当时这远不是一个热门，我想书出版后，大概也没有多少人看，过两年也就会停版了。没有料到，由于固体物理学全面大发展，这本书成为一本标准专著，过了25年出版社才决定停版，而且过了三年又根据科学家提议，再次出版。这真是万万想不到的。

　　我于1951年回国到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授，直到1977年，前后26年主要是教课。最初教了两年普通物理，以后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固体物理，一门是半导体物理。早在刚回国后为上课做准备时，做过一次试讲，45分钟的讲课就被助教提了10条批评意见。院系调整后，特别强调教学要十分认真，所以当时我教普通物理，每周上三次课，备课足足要用50到60小时。这虽然有点过分，但是经过两年，确使我对课堂教学讲求效果获得了不少锻炼。现在听别人作科学报告，事先没有下功夫，让人听不懂，就会想到课堂教学的锻炼很重要。

　　我开设固体物理课是从碰钉子开始的。我初回国时正值思想改造运动时期，系里要我和当年三名研究生商量，给他们开一门课。因为我在国外时研究的主要是固体的问题，我建议讲一门固体物理。他们听过介绍后干脆说，听起来这个课没有啥意思。首次开固体物理课的尝试，就这样碰了壁。其实这样一门课应主要包括什么，我也不清楚，还是以后，经1953年至1955年，先后给几个研究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人员两次讲课，并结合专业建设才形成了一门比较系统的大学课程。半导体物理课的开设更是没有蓝本可以遵循，连综述性的文章当时也很少。所以第一次在学校开课，是由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和我各依据自己熟悉的一点知识讲九个学时拼凑起来的。回顾起来，开设这两门课最大的受益者恐怕是我自己。

　　我在北京大学的年代中，基础研究由于种种干扰始终没有搞起来，我的研究生涯中断了近30年。1977年我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这时身在研究所不做研究道理难容。但是，研究中断了几十年，自己年龄已近60，研究工作怎样才能做得起来呢？我当时想，科学家老了会掉队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知识老化，特别是基础理论和方法跟不上发展；二是由于地位容易脱离第一线的具体工作以致自己原来的老本也会逐渐忘记。我要把几十年基础理论的发展认真地补上恐怕是做不到的，所以我拿定主意，承认这个局限性，只去做自己能做的问题。但是要坚持自己动手做第一线的具体工作，我这样做已十多年了，总算多少做了一点工作。当然，这使我的知识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很大的局限性。

　　■ 黄昆简历：

　　黄昆  1919年9月生于北京。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在昆明西南联大获硕士学位，1948年获英国不列斯托大学博士学位。1951－197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77年以来，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工作，历任研究员、所长、名誉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昆教授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在半导体研究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他提出了稀固溶体的Ｘ－光漫散射理论和晶体光学振动的唯象方程，并预见了晶体光学声子和电磁场的耦合振动模式。堤出并发展了由晶格豫引起多声子跃迁的理论（包括光跃迁和无辐射跃迁），提出了有效解决半导体超晶格光学振动的模型，并阐，明其光学振动模式的要点。他与玻恩合著的《晶格动力理论》成为该学科领域的第一部权威专著和标准参考文献。

　　来源：中国科学院网站院士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