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以后的牛顿，开始转向神学，研究上帝。此后，他的面孔在公众眼里变得模糊。后人谈起这一点时，与其说是不解，不如说是带点耻笑与嘲讽的意味了。牛顿的后半生何以莫名地糊涂？———因为“敬畏”。当其时，有谁像牛顿那样在科学的长路上走得如此遥远？有谁体验过他在注视宇宙与星空时内心的颤栗与惶惑？宇宙秩序的完美与无懈可击的精致，让他惊悚———是什么造就了这浑然一体的秩序的链条？

　　在我看来，何祚庥院士以及方舟子都搞错了一件事：西方的科学精神正是在敬畏自然及宇宙的文化传统中培育起来的。

　　冯友兰先生早就论述过类似的观点：西方人对于天的理解与敬畏、对人类生存状态的焦虑与深深的虚无意识，导致了西方哲学传统中的知识论。这样，也就可以理解在科学传统尤为深厚的西方，何以恰好产生了“最典型的宗教”———基督教。冯友兰先生揭示其根源：西方文化强调主客对立；主客对立，就是认为人和宇宙处于对立的两极；而科学的前提就是如此。西方哲学设定了人与宇宙的对立，人与人以外的世界的对立。对立，一方面产生凝视浩渺苍穹的内心颤栗，另一方面则产生发现、战胜的冲动。前者是敬畏，后者便是科学。

　　科学将人类送上另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人类发现了自己可以支配与战胜自然的能力。这使人觉得可以成为上帝。当人用科学手段支配一切、掌控一切，以至可以制造出克隆人来的时候，人难道不觉得自己便是上帝？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所经历的一切，无不在塑造一个法则：西方的科学便是拯救一切苦难的法宝；科学至上；谁要是反科学，谁就是反真理；谁要是怀疑科学，谁就是人民的公敌。

　　把科学推上神坛，难道不恰好违背了科学精神？相信科学是全能的上帝，难道不是唯心主义之一种？何院士素来是以捍卫科学者自居的。他之将科学视为神，是否恰是他做了科学的敌人？

　　方舟子称“敬畏大自然就是反科学”。这个立论暗含一个前提：“科学不可反”，是谓公理；反之则为罪。此说成立否？反驳它在这里似乎并不需要深奥的理论，只需问一句：“克隆人便是科学；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人类制造出核武器以威胁和要挟同类，这样的科学该不该反？”

　　另外，方舟子说：“即使是汪永晨，在考虑生态问题时也难免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

　　事实上，环保主义者汪永晨女士决不会在行星飞来地球时，反对科学家用核武器去炸毁它———方舟子大可放心：在确立文明的终极利益时，没有人摆脱得掉人自身的尺度，环保主义者尤其如此。环保主义的一切表述都是在强调人的利益，他们在劝告同类时，难道不总是用了这样的句式———“如果不保护森林，人类就会……”“如果动物灭绝，人类就会……”“如果不敬畏大自然，人类就会……”

　　道出这一切很无情：即便是最坚定的环保主义者，他们的价值观也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倒是大自然，亘古无言，有谁来代表它作一个真正的终极发言？———没有人会丢弃了人的本位去捍卫大自然的利益。只不过环保主义者看得长远一点，替人类的利益想得久远一点，不肯屈就眼前一点蝇头小利而置未来于不顾。如果这一点都要引起不敬畏大自然者们的愤怒与讨厌，那么他们就是不够领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