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刚刚成立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的99位委员一致投票通过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针对近年学界日渐盛行的造假、浮夸甚至剽窃、抄袭之风，这部学术活动的自律守则作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制度约定。

　　“这是中国学术界第一部‘学术宪章’。”在学术界以打假著称的学者杨玉圣这样评价《规范》的意义。

　　同样在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完成《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对中国科学界“许多违背科学道德规范、败坏学风的科学不端行为、道德失范及学风浮躁现象”做了全面的评估，为严重威胁科技界肌体健康的“溃疡”、“恶疾”，勾勒出了一份清晰的“病历”。

　　据悉，这份报告即将呈报国务院科教领导小组，为最高决策层整肃学风提供参考。

　　学术腐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学术界在大部分人的心目中是不曾被玷污的“象牙塔”，然而近几年来，关于学界剽窃、抄袭、造假等学术腐败的新闻屡见报端，其造假手法日渐“高超”，令人大跌眼镜，学术界的声誉受到极大影响。

　　今年3月，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网进行了一项网上调查，当问及您认为目前我国教育事业主要存在什么问题时，9.68%的投票网民选择了“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它对学术职业道德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影响到下一代成长，还将严重腐蚀我国的人文环境和民众科学素养，由于跌破职业道德底线而产生的社会毒素对社会肌体的毒害更是无法衡量，无疑是一场“学术SARS”。

　　上篇——“象牙塔”中的浊流

　　当下的学术腐败已经渐成规模，抄袭者级别也越来越高——学生、讲师、教授、博导甚至校长级人物……

　　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都曾经疾呼：如此大范围的学术腐败已不可轻视。

　　学术腐败日渐升级

　　让我们回顾一下近年来被各类媒体曝光的涉嫌剽窃抄袭的事件。

　　某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王晓生，2002年初在《社会科学报》发表《北大博导剽窃，叫人如何不失望》一文。文章披露北大博导王铭铭1998年出版的著作《想象的异邦》共32万多字，却有10万字左右来自他自己所翻译的哈维兰的《当代人类学》。此事发生后，北大迅即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最后决定免去王铭铭担任的所有学术职务。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胡黎明，从1991年毕业留校、到晋升教授、取得博士生导师资格，只用了两年时间，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博导之一。1997年，他在博士毕业论文里剽窃他人成果的丑闻被公开揭露。据调查，他将国外科学家送他阅读的尚未公开发表的论文的精彩内容攫为己有，再加上其他科学家的专著内容，拼凑成自己的博士论文。胡黎明事件还引发了其导师（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的学术道德问题和经济违法行为，导致陈被除去院士之名。

　　2000年5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宣布，一位研究员因为存在弄虚作假等学风不端行为受到严肃查处。这位研究员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申请书中虚报了SCI收录论文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对这位科技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撤销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并取消其4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资格。

　　......

　　据透露，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监督委员会收到的各类投诉和举报信件日趋增多，2001——2002年度受理各类投诉和举报201件，其中反映抄袭、剽窃、弄虚作假问题的68件；反映学风不正的4件；反映评审不公、滥用基金的129件，以后的年份则更多。

　　学术腐败形式多样

　　学术腐败，在美国的提法是“不正当科学行为”。而中国将其称为腐败，是在于其背后存在的经济利益。

　　目前，人们公认的学术腐败主要表现形式有四种：

　　一是抄袭。“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抄袭剽窃他人之作，似乎已成为一些大学校园里公开的秘密。有的大学甚至被戏称为“抄袭大本营”、“复印大本营”。

　　二是拼凑。一些人以数不清的学术头衔包装自己，做学问的态度极不端正，虽身在学术界，却心“有”旁骛。虽也有不少的“论文”、“专著”，但细考起来，一点真知灼见也没有。

　　三是制造“学术泡沫”。现在，学界浮躁之风日甚，粗制滥造的著作风行天下，而其间大部分不过是翻样的“学术泡沫”。

　　四是学术交易。学术交易相对于学术腐败的其它形态而言，是更让人痛心的违背学术道德的行为。但学术交易使学术同普通物品无异，可以自由买卖。买者和卖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双向的互动，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学术腐败。

　　据《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的咨询报告透露，在中国广为披露的科学越轨事件中，广受媒体和学术界批评的有抄袭剽窃及不当署名事件，少数人才工程对象、“海归”和高级岗位学者弄虚作假，以高科技名义欺世盗名、谋取暴利等3类。

　　“一些科研人员研究动机扭曲，科学精神丧失，只热衷于追逐名利，忙于资源的获取、占有和垄断，不在研究和学问上下功夫，而擅长拉关系、走后门、立门派。”

　　“以同行评议制度为核心的科学评价制度受到了严峻挑战，作为荣誉制度核心部分的院士制度也受到道德学风问题的困扰。”

　　许多人抛弃了严肃、严格、严密的学风，出现短期行为、心态浮躁、求量不求质、科研欺诈等现象，“导致本来已经十分稀缺的研究资源的浪费和科技界的整体创新能力下降，最终势必阻碍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

　　揭露越多越感可悲

　　今年3月3日，一条消息很快在各个高校的网上传播，这条来自中新浙江网的电讯稿说，南京大学校园中传出一个惊人消息——2000级物理系本科生朱涵发表了10篇学术论文，其中有8篇是SCI（《科学引文索引》，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出版的一部世界著名的期刊文献检索工具）论文，而且GRE考试满分，并已经有斯坦福、普林斯顿等近十所美国名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向朱涵雪片般飞来。

　　朱涵发表论文的成绩，不要说对于一个本科生，就是一个大学教授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不仅如此，报道还指出，朱涵在学校竟然没有导师、没有实验室，他的办公室就是简陋的学生宿舍。

　　这条消息在网上传播开来之后，立即引来新语丝网站站长方舟子的质疑。方舟子指出：朱涵在南京大学没有导师，但是在家里有导师，就是他的父亲——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朱建阳。检索到的6篇由朱涵署名的SCI论文，通讯作者全是朱涵的父亲朱建阳。而朱涵在申请美国的大学时，没有说明其论文通讯作者就是他父亲。因此认定其中必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

　　方舟子的帖子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虽然朱涵通过新语丝论坛发表文章，对方舟子提出的疑问做了解释，但方舟子仍认为：这个事件表明学术腐败已经扩散到本科生这一层次。目的都是为了把子女打扮成本科生阶段就能做前沿研究的科学天才，以便于申请到 去美国名牌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

　　常自诩为“揭开皇帝新装的那个孩子” 的方舟子，从2000年开始，由他主持创办的网站频频揭露国内的种种学术造假骗局——“基因皇后”事件、核酸营养风波、脑白金风波……而一直以来，他创立的这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个人打击学术腐败模式也备受争议。

　　方舟子说其实自己的动机很简单：“你搞科学研究不能腐败，你学者、科学家是这个社会的良心。大家为什么那么相信科学家呢，就是因为把他们当作追求真理的人来看待，说出来的话特别有威信，有公信力。”

　　“现在我揭露得越多，就越感到可悲。从2000年8月份到现在，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揭露的学术腐败差不多有300起，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

　　中篇——

　　学术堕落追根溯源

　　人们谈及时下的学术腐败， 每每摇头唏嘘，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其实，学术腐败行为早已有之。

　　《季羡林文集》中收录的一篇1946年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始作俑者——一位姓丁名福保的大学者，其“制造”大作的行为，深令季先生为之蒙羞。

　　今天，学术腐败为何会愈演愈烈，许多专家学者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急功近利风气浮躁

　　有人说，今天的时代是一个浮躁的时代，急功近利是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学术规范失常、学术道德滑坡、学术腐败现象滋生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在学术界的必然反映。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小谟认为：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是学术腐败的根源。

　　“现在的鉴定会、评审会非常多，但一般来讲都提不得不同意见，知道你会提不同意见可能就不请你去。媒体的炒作也在推波助澜。有时候明明一个事情没有那么大价值，但媒体上炒得很厉害。从科学规律来讲，科学研究是循序渐进的，炒作不会产生任何有价值的推动作用。”

　　在一种普遍的浮躁和焦虑的社会心态中，还会有多少人能够耐得住几十年的寂寞去从事一项未见名利收益的事业？还会有多少人能够心平气和地以一种寂寞的耕耘者的姿态老老实实地做学问？

　　对此，中国中医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呼吁，要“一手抓学问，一手抓学风”。

　　“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学术界青黄不接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一批35岁到45岁的博士、博士后，都被超前提了上来。这可以说是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现在甚至有40岁以下的博士生导师，比较优秀的都可以指导博士后、带领课题组或者是一个实验室。

　　“对于这样的一个群体，我的观点应该是鼓励和扶持。但从有些人的业务水平来看，其实是客观的形式促使提前到位，应该谦虚谨慎，但他们却急功近利，产生了浮躁作风。”王永炎对此忧心忡忡。

　　“从目前来看，一手抓学问，一手抓学风，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王永炎强调，“反对学术腐败，进行良好的学风建设，重点是中青年的科技干部和教师，要强调科学道德、科学精神和科学伦理学，教育他们尊重科学、尊重他人的劳动。”

　　此外，随着单位和企业鼓励在职人员继续学习，许多高等院校出现了一股“充电热”，在职研修研究生、博士学位的人数迅速激增。

　　“在职研究生什么人居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陆善镇曾分析说：“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有权的，一类是有钱的。这两类人恰恰是时间比较紧张，工作、商务非常繁忙的人。在校生要用全部精力才能完成的学业，在职生只用不到30%的时间就能完成，质量如何不下降！”

　　学术评价体系扭曲

　　一位大学生写了篇专业论文，投给某杂志社。被告知，须支付每千字180元的“版面费”才能“见款排版”。他对此困惑不解。询问该杂志社，有关编辑说“一向都是这样。”询问老师，反被问“你不知道这是很正常的事？！”

　　社会的浮躁风气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学界的治学风气，毕竟同为学界中人看到他人的腰包渐鼓，不少人难以心如止水，不为所动。可为什么会有收入上的差距，这就牵涉到了我国的学术评价体系。

　　现行学术评价体系过度量化论文是不断催生学术不正当行为的根源。由于论文数量跟老师的职称评定、学生能不能毕业紧密相连，而职称又和现实的利益比如申请住房和工资水平捆绑在一起，这里面会产生什么就可想而知了。

　　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智宏认为：政策导向不当助长浮躁风气。

　　“假如一天到晚总是在评教授、评成果，硬性要求论文的数量而不求质量，刻板规定一定要得多少奖等等，这就在客观上助长了急功近利的浮躁风气。可能原来一篇可以写得很好的论文，现在就要拆成三篇、四篇。”

　　可以算一笔账，全国一年有多少人要申报职称？论文需要量有多大？全国性专业性刊物就那么几家，面对登稿人多和版面少的状况，提出收取“版面费”正当其时。而这还不包括在校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论文的需求，若加上这一块，论文需求的版面将更大。

　　“版面费”助长了学术腐败，实在贻害无穷，而“版面费”的去向，可能最终要靠改革和完善现行的职称申报制度与现行的教育制度来解决。

　　学术外因素大量介入

　　在中科院报告对于科学道德学风问题的原因分析中，我们不难找到“单位制度”、“官本位”等相当“刺眼”的文字。

　　中国特有的“官本位”现象，也导致了科技界“对政治权力的崇拜与屈从”。

　　“政府管理在相当程度上取代科学内部的社会管理，成为赋予各种科学探索以资源和声望的最终仲裁人，并对选择、拒绝或忽视某学科或科学问题起决定性作用。”

　　“更为严重的是，有人利用政府对未来科技发展大趋势、国家安全、民族利益等问题的高度重视，编造出诸多奇怪的，但目前研究可行性并不充分的课题。”

　　急于求成、追求短期效应，在今天的学术界弥漫。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至各省部级的基金项目无不规定以二三年为期，仅个别重大项目得以稍作延长。实际上谁都知道，在前期成果普遍不足的条件下，真正有学术价值的著作是不可能在三五年内完成的，何况申请人不可能倾全力于该项目。因而不是移花接木，以现有成果适应需要；就是降低学术质量，以求表面合格。

　　即便如此，到时真正能符合验收要求的还是有限。等而下之的是充分发挥公关能力，不惜投入大量的“配套”经费，个别评委配合有方，终于使一些莫名其妙的课题得以通过，而这又成为“新潮流”的引导。

　　北京大学数学与应用数学开放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恭庆曾呼吁：不能为政绩而姑息养奸。

　　“学术腐败的原因要从我们体制上去寻找。我们现在引进了竞争机制，这本身是好的，但引进过程中过分强调了竞争，过分强调了考核人的成绩，而忽视了一些规范，忽视了人和人之间的团结，所以有些人在竞争中就会不择手段。”

　　“另一方面，一些单位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进行所谓的‘包装上市’，这个包装的过程就是一个有水分的过程。这可能和领导的政绩有关系，所以问题一旦被发现，就千方百计地进行掩盖，因此助长了一些人的这种像偷窃一样的行为。一个单位如果不正确对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这个单位的不正之风就一定猖獗起来。从体制上来说，一定不能盲目以这种虚假的成果为政绩，姑息养奸，领导应该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求真务实，严肃处理。”

　　监督惩罚机制缺位

　　事实上，真正能够对科学道德问题进行审查惩处的机构寥寥无几，我国现在只有一个受理院士学术腐败的投诉处理机构即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实际上道德建设委员会并没有行政权力来实施处罚，至多只能是提出建议和倡导。更有院士尖锐地指出，道德委员会的操作过程明显是暗箱操作。

　　弄虚作假在世界上并不少见，哈佛大学有，耶鲁大学有，斯坦福大学也有。但这些大学都知道，处理这类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慎重和自重，自己避嫌，由外界人士来调查，才有可能做出令人信服的处理。

　　可在中国，一旦有教授弄虚作假东窗事发，马上就会有学校出面用学校的名誉来为个人行为担保、辩解和开脱罪责。即使被揭发出来往往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怪乎许多人对学术腐败趋之若鹜。

　　方舟子坦承，“我们揭露这么多事例，受到处分的很少，绝大部分对他们没有任何的影响，他们同样当教授、院士、学术权威，手里同样掌握一大笔的学术资源。对我来说，当然这是很无奈的一个结局。”

　　现在，社会的舆论监督虽然有一定进步，民众百姓的关注也能够给这些造假者相当压力，但社会舆论和媒体的监督只是针对被揭发出来的个体，虽然不能否认这对于匡正学界风气有一定作用，但是对于大面积溃疡的中国学术界而言，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

　　“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一步，能够引起很大的关注，这已经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了，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不能这样子一直靠个人的力量做学术打假的工作，应该有正规的渠道，应该有正式的机构，甚至是由政府机构出面来管这方面的事情。以个人的行为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无可奈何的一个结果，是不得以的做法。”方舟子不无感慨。

　　教育产业化遭质疑

　　自从高校开始扩招，大学生、研究生和博士生进入大批量生产，学生质量急速下滑。

　　有关专家认为，高校扩招本来是为了提高民族的竞争力，但它首先是一种短期经济行为，各高校的软硬件配套设施根本无法满足突然拥进校园的膨胀数倍的莘莘学子们的需要。扩招使师资大量缺乏，不得不以本科生来充实教师队伍。高昂的学费和严峻的就业形势，成了学生在校期间沉重的负担，学生再也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到大四，课堂上就剩下没有几个人。至于毕业论文只能是草草应付。对此很多老师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无可奈何。

　　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非大众化的精英教育，我国这几年研究生教育一直扩招迅速。本科生的扩招和毕业生就业形势的严峻，保证了研究生扩招有足够的生源。然而，由于研究生数量的大幅度上升，加上在职生、同等学历研究生、教育硕士、工科硕士、党校研究生、联合培养生，及各类研究生班应运而生，出现了“找钳工比找研究生难”的现象。

　　那么，真的能高速度地培养出高质量的高层次人才吗？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曾经对国内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批量生产”提出了质疑。他说：“不同的学科对学位有不同的要求，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批量生产研究生，这样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肯定难以保证。”

　　研究生的教学采取“放羊式”（美其名曰“发挥学生创造性”），或把研究生作为“服务生”的并不鲜见。另一方面，目前在校的各类研究生，有些把攻读硕士、博士作为暂时找不到工作的权宜之计，“有心炒更，无心向学”，抄袭、“请枪”制造论文的现象时有发生。

　　20年前，中国博士生导师的含金量是很高的，许多一流学者都不敢申请博士点。那时博士的质量也是很高的，80年代的博士多数已经处于学科的前沿，甚至没有毕业就已是该行的权威。但到90年代博士点和博士生的质量便开始下降。

　　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在美国的大学里，指导5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就已经十分少见了，指导10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屈指可数，指导20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属于凤毛麟角。

　　可在中国，指导5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比比皆是，指导20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也屡见不鲜，据说还有指导50个、60个以上博士研究生的教授。这些教授，即使具有一定水平，也难有如此多的精力在自己创新科研之外指导数目众多的学生。

　　虽然学术腐败并不是始于教育的产业化，但教育产业化确是学术腐败的一剂“强心剂”。

　　下篇——

　　打击学术腐败刻不容缓

　　学术腐败给学术界、给道德、给学生、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打击学术腐败已刻不容缓。

　　腐败贻害不容小觑

　　“这下可好了，发表论文不用愁了！”“就是，只要交点钱，论文就能上期刊！”2004年4月，随着许多张学术期刊“征稿启事”贴上西安市南郊一高校的宣传栏，一些在校大学生对此议论纷纷。

　　“征稿启事”是由《现代人文评论》、《现代法学评论》贴出的。据悉，这两份期刊都有国际标准刊号，“投稿须知”有一项内容非常耐人寻味——“刊物正刊自助发表版面，80元／1000字”。启事上还留下一位尚先生的联系电话和电子邮箱。

　　这位尚先生表示，“程序很正规”，甚至还可出具发票。“只要论文稍微有点水平，不要太糟糕，就肯定能够发表”。

　　为了满足学生发表论文的需要，“论文托”行业应运而生。而这些“自助”发表的论文往往粗制滥造、不符标准。

　　学术腐败对学生的贻害令人心痛。学生不但是学术腐败的主体，同时也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

　　高校中，学生论文的抄袭行为甚嚣尘上。前不久某些学校学生到网上定做论文竟然也能通过毕业答辩一事披露，暴露出一些高校在学生思想教育和业务培养上的失责。因此，很多学生慨叹他们既使想认真做论文，也没有老师愿一心一意做指导。

　　学术腐败也是对学术研究自身的戕害。

　　有关分析认为，学术腐败最初可能仅仅是个体的暗中腐败，但逐步演变就会成为一群“志同道合者”心照不宣的相互帮扶和提携，到最后就是社会从上到下公开的腐败或者已经不称之为腐败。在前两个阶段，腐败还不能大行其道，我们还能够依靠反腐败机制来控制；如果达到了最后阶段，腐败已经通行于社会，此时清正的官员将是社会的异类，他们不再占据主流，就像癌症进入了晚期，社会将无药可救。学术腐败如果登峰造极，其淘汰的将不是学术的败类，而是学术的精英。一旦掌握学术评审权力的人和处于学术评价体系顶端的人开始腐败，其危害将一日千里。

　　学术腐败还会遏制一个民族思维能力和思想水平的提高，给科学和社会发展进步带来的危害不可小视。

　　当被问到“你这么做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时，方舟子这样回答：“纯粹是学术界内部的这种腐败行为的话，跟老百姓实际上也有关系。因为他们通过弄虚作假的手段，浪费国家的科研基金。国家的科研基金从哪里来的？还不是老百姓纳的税？所以最终浪费的还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钱。”

　　学术腐败违反社会公正原则，破坏了社会机制中蕴藏的人们相互竞争的游戏规则，必然会导致社会人才选拔机制失去凝聚力，科研人才大量流失，其后果不堪设想。

　　树立学术的正面形象

　　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不良学风和腐败现象已相当普遍，必须从内部制度上和外部条件上找原因。

　　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忠诚说：“我是搞神经外科的医生，照理说，医学是和性命打交道，医生应该是最实事求是的。如果在医学的学术问题上夸张，甚至造假数字、假报告，是十分危险的。”

　　“但虚假的东西想看出来，一时也不是那么容易，要想一些办法。比如说，有些人的文章登在刊物上，把别的权威专家的名字也放进去，希望更容易发表。这种时候，我们必须看看这个文章的真实性，如果说是5个作者，那么要请5个作者都签个字，以示认可和负责。再比如说，医学领域是五花八门的，在研究生答辩或奖项评选过程中，有人为了找自己关系好的人去，就请一些非该领域的专家去参加，结果明明是不够标准，他也可以通过。因此我们必须加强监督机制，一定要保证由了解这个工作的内行专家去鉴定。”

　　专家们认为，要遏制学术腐败，需要考虑建立一套透明的学术评价体系、学术监督机制以及学术危机处理机制。

　　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曾提出，在职研究生学制不一定要限制在两年或者三年内。他说，即便对一位全日制博士生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表高水平的专业论文，完成一批科研成果都非常紧迫，况且是时间有限的在职人员。因此，可以适当延长毕业年限，什么时候合格什么时候毕业。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认为，“宽进严出”是国际通用的规则，在入学、学习过程以及最后的考试几个环节都要严格把关。他透露，中国人民大学便曾经处理过让人代考的官员，没有发给其毕业合格证。

　　而针对在一些政府官员中出现的追逐高学历的趋势，纪宝成认为，衡量一位官员的标准应该是政绩和能力而不单纯是学历。

　　同时，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在重大科研项目的立项和经费审批问题上，当务之急是完善科学评审机制。评审人员出现错误要承担责任。属于知识不够造成的评审偏颇，评审者要负学术责任，即公开承认自己这一领域学术水平有限；对于评审中受贿的评审人员要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对于学术弄虚作假的处理远远没有国外严格，对此，我有遗憾，更要批评。”何祚庥院士强调：学术打假还应更严些。

　　中国学术打假为何屡打不绝，越打越多？何祚庥认为最关键的还是我国在这方面的惩治力度不强。

　　国际学术界对作假行为的处理非常严格，但是，我国对于学术腐败处理力度较国外却存在很大差距。较之于国外，我国许多导师对于学生多是“心慈手软”、“呵护备至”。

　　何祚庥提倡每位导师要敢于“严打”自己的学生：“给我当研究生的人，如果我发现他弄虚作假，立马走人。”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广播电视教研室主任周小普教授也有同感，他认为：道德的自我约束不能解决抄袭的问题，我国应该建立一种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和一种有效的奖惩机制，特别是惩罚机制，来保证科研的独创性。就像银行建立组织、个人的信贷“诚信档案”一样，科研工作也应该有它特有的“诚信档案”，管理应该严格。

　　还有专家建议用向社会公开曝光的做法来治理学术腐败。“毕竟对学者们而言，面子问题或者说信誉问题是第一位的，丧失了信誉也就有可能提前结束他们的学术生命。所以，一般情况下，没有几个学者敢拿自己的信誉开玩笑。”

　　制度“药方”已经开出

　　一些学者指出，学术界之所以剽窃抄袭成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学界长期以来在学术成果的产生、发表、评价等各个环节没有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存在制度缺陷。

　　“在网络时代，我们更要加重学术品德，力戒浮躁，力戒‘拿来’，这才更能显出学术研究的价值。”中央党校研究室调研处处长辛鸣认为：杜绝学术腐败要以学者们发自内心的自律为基础，兼以必要的制度来解决。

　　而从制度建设层面对科学道德学风建设提出建议，正是《我国科学道德与学风问题基本分析和建议》咨询报告的闪光之处: 建立“科学不端行为监察制度”、“多指标科技管理评价体系”……

　　而《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也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范、学术引文规范、学术成果规范、学术评价规范和学术批评规范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引文问题、学术不端行为、从事学术研究的最基本规范问题、学术成果的署名等问题都在《规范》中或被提及，或被重申，有了更为明确的划分和界定。

　　......

　　打击学术腐败的制度“药方”已经开出，的确令人欣慰，但人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切实的行动。

　　相关链接

　　美国怎么对付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在美国的提法是“不正当科学行为”。根据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等权威部门的定义，不正当科学行为指的是“在提议、开展和评议科研项目，或报道科研成果的过程中，出现的捏造、篡改或剽窃”。

　　美国公共卫生服务部专门有一个“研究诚实办公室”（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成立于1992年，专门调查和处置那些由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中的不诚实行为，并随时公布违规者的姓名、单位、违规情节和处置决定。

　　研究诚实办公室的揭露、调查等工作，主要由了解内情的科学界承担，对于在调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问题，包括如何获取物证、传唤人证等，也准备了一整套非常细致的对策。

　　近年一直坚持在一家网站上揭露学术腐败的方舟子认为，美国政府对科学不正当行为的处理相当规范，有三点经验值得借鉴：

　　一、设立一个全国性的科学道德监督机构，专门接受举报并进行调查、处置。由于人事关系以及为了维护本单位的名声，由单位自己做的调查未必可靠，处置未必合理，因此全国性机构的介入很有必要。

　　二、详细公布调查结果。媒体偶尔提到某个学术腐败的例子，往往遮遮掩掩，语焉不详，连事主的名字都不敢提。既然违规者有胆剽窃、造假，又何必给他们留面子？公布其姓名和情节，不仅是一种惩戒，更重要的是让其他研究人员知道此人的情况，对他以前以后的成果都多留个心眼。

　　三、加以适当的处罚。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研究，绝大部分都由美国政府资助，如果研究者被处置，若干年内不得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项目，此人的学术生命基本上就结束了。不能让事主不受任何正式惩罚，继续拿着国家的资金搞研究、当博导。

　　如何更好地保护学术腐败行为的揭露者和当事人的权益，是更棘手的问题。揭露学术腐败最合适的人选，往往是具体研究项目小组的成员，他们最了解内情，但要“挺身而出”，需要很大的勇气。美国研究诚实办公室提供了以下数字：25％的学术腐败揭露者称，他们事后在升职、加薪等方面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损失。

　　《大地》 (2004年 第十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