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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

洪蔚

2011年10月11日10:16    来源:《科学时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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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第一份科学普及期刊《格致汇编》


  在记者以“辛亥革命与科学”为题联系采访时,科学史学家王扬宗额外地做了些“功课”。他说,如今对这个领域进行系统研究的人很少,也少有真正有见地的文章发表,这对科学史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遗憾。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与“科学”混用的“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们管它叫科学……

  □本报记者 洪蔚

  汉语中本没有“科学”一词,明朝末年当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中国人介绍西方科学时,徐光启从“格物致知”一词中找到了对应,于是两人将西方科学的汉语名定为“格物致知之学”,简称“格致学”或“格致”、“格物”。一直沿用到20世纪之初。

  为科学正名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按宋代理学大家朱熹的解释,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推究事物的道理。清代学者认为,science就是“格物致知”,并以为,西方科学中国古已有之。

  将science定名为格致,充分支持了“西学中源”的思想。“西学中源”萌发于明清之际,后来得到康熙帝的大力提倡。这种看法,为西方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然而,这种提法,也使世人将西方科学理解为一种形而下的学问,雕虫小技而已。与此密切联系的就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王扬宗解释说:“这种观念在19、20世纪之交,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严复曾提出批评,认为西学“有体有用”,“西学中源”的观点令人不齿。

  “科学”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说从德语翻译而来,一说从英语来。1897年,康有为在编撰《日本书目志》时,将这两个汉字引入中文。同年,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将“格致”与“科学”并用。

  尽管“科学”一词,出现在辛亥革命之前,并开始逐步普及。然而20世纪之初,一直是两词并用、混用的局面,直到辛亥革命后,“格致”一词便迅速消失了。

  在王扬宗看来,为“科学”正名,不仅仅是一个翻译上的问题,更是解决了引进西学文化的思想根源。随着“格致”一起消失的是,在认识科学上,中国知识分子抱有的一种阿Q式的荒唐心态——“我们早先……”

  在评价“科学”二字的正名时,胡适说:“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王扬宗说:“为科学正名,从观念上为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道路。”

  辛亥稽勋与科学救国

  梳理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科学史,在科学活动上,少有可圈可点的壮举。王扬宗评价这个时期的科学时认为:“辛亥革命从思想上、人才上、制度上,为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蓄了力量。”

  辛亥革命成功后,国民政府成立了“稽勋局”,对革命功臣进行论功行赏。其中一个“稽勋”的手段,就是遴选、派遣稽勋留学生,资助其赴外留学。

  稽勋留学生先后共遴选出3批共一百多人,真正成行的只有前两批,先后50余人。任鸿隽、杨铨(杨杏佛)就在第一批之列。而李四光的名字,则在第二批留学生名单中。

  这两批留学生与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有很大的不同。王扬宗解释说,辛亥前,由于国内的政局、国情,留学生出国后,忧国忧民,学习政治法律的人较多,甚至直接投身革命。辛亥后,由于革命成功,这些留学生则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学习上,学习自然科学的人多起来。

  1915年任鸿隽、杨杏佛在美国组建了中国科学社。1914年12月,杨杏佛发表《科学与中国》,几个月之后,任鸿隽发表《论中国无科学的原因》,两篇文章要探讨的内容,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并倡导科学救国。

  尽管杨杏佛的文章还早了几个月,由于影响不及任鸿隽,此后人们多认为李约瑟难题是任鸿隽率先提出的。

  “科学救国”一词,出现在同批留学生、中国科学社成员蓝兆乾的文章《科学救国论》中。王扬宗说,尽管科学救国的观念,从鸦片战争后就已经形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几经流变,然而“科学救国”四个字,却是此时才第一次正式提出。

  两批稽勋留学生对中国科学的影响,远不止提出一个难题,定名一个口号,而是更为深远的影响。

  王扬宗说,这些留学生,大多在上世纪20年代初,陆续学成回国,我国大学的理工科系,从他们回国后,才真正建立起来,我国的大学才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学。“在那以前,我国大学只有预科的水平。”

  从那以后,各种学术组织、学术期刊,也陆续组建创办起来,中国科学步入了正规发展的轨道。

  作为世界观的科学

  作为一次革命,辛亥革命带来更多的是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这种变革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王扬宗说。

  作为一次民主革命,辛亥后,专制王朝制度终结,引进了近代宪政制度,为科学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我国才出现了现代意义的科研机构”。

  1913年成立的中国地质调查所,以及后来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之所以得以良性发展,“其根本在于现代制度保障”。

  蔡元培、胡适评价中央研究院的评议会制度时,盛赞其为“百年基业”。

  “辛亥革命,是中国现代科学的起点。从那以后,中国科学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王扬宗说,“因此,当我们反思当今中国科学时,辛亥革命时期,也是一个很好的反思起点。”

  说到反思,王扬宗对《科学时报》记者说,在当时的国情、观念下,把科学当做实用手段的功利主义科学观,占了上风,而科学本身除了实用外,也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文化。

  在为科学正名后,科学作为精神文化的一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时至今日“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科学精神不足,也影响了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责任编辑:王泓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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