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恩泽的创新之道：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原石中国石化油化工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石科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现年84岁高龄的两院院士闵恩泽，被业内同行誉为我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和绿色化学的开拓者。

　　翻看闵院士半个多世纪的创新之路，不由不让人惊叹：他像一株枝繁叶茂、活力充沛的老梅，创新之花常开常艳——

　　上世纪60年代，正当壮年的他先后开发成功小球硅铝裂化催化剂、微球硅铝裂化催化剂、磷酸硅藻土叠合催化剂、铂重整催化剂等，解决了新中国在石油炼制方面的燃眉之急；

　　70―80年代，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他先后开发成功钼镍磷加氢催化剂、一氧化碳助燃剂、半合成沸石裂化催化剂等，使我国的炼油催化剂品种更新换代，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此同时，闵恩泽另辟蹊径，潜心于催化材料的研发，先后指导研制出非晶态合金、新型择形分子筛等新催化材料，开发成功磁稳定床、悬浮催化蒸馏等新反应工程，并实现工业化，自主创新，国际领先；

　　到90年代，已是花甲之年的他又转入绿色化学领域，指导开发成功“钛硅分子筛环己酮氨肟化”、“己内酰胺加氢精制”、“喷气燃料临氢脱硫醇”等绿色新工艺过程，从源头根治环境污染，开启了我国的绿色化工时代；

　　进入21世纪，年近8旬的他把目光转向生物质能源开发，指导开发成功“近临界醇解”生物柴油清洁生产新工艺，使我国在这一领域后来居上……

　　闵院士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来自哪里？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创新武器？

　　朴素的创新动力——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

　　在与老人的交谈中，记者注意到：“国家需求”这4个字，始终像一盏闪亮的明灯，照耀着闵院士的创新之路——

　　1942年，18岁的闵恩泽进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土木系读书。当时农业大省的四川急需生产化肥，却苦于缺乏专业人才。于是，闵恩泽在大学二年级时毅然转学化工；1955年10月，已在美国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并成家就业的他，不顾朋友的劝说和美国移民局的刁难，携夫人陆婉珍绕道香港回国。

　　当时，我国急需催化剂的专业人才。“1960年开始，苏联逐步减少以至最后停止了对我国的催化剂供应，当时库存的催化剂只能维持一年，直接威胁到我国航空汽油的生产，形势十分严峻……”石油工业部的老部长余秋里同志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研制催化剂的重担，交给了石油科学研究院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闵恩泽同志……”

　　但是，催化剂研究与他10多年的专业学习与工作经历根本不沾边儿。“国家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临危受命的闵恩泽毫无怨言、迎难而上，全身心投入到催化剂这个完全陌生的领域。他从零开始，边学边干，通过研究不多的国外文献资料，从中寻找突破的蛛丝马迹。在几间非常简陋的小平房里，他和同事们冒着危险，反复试验，失败、再试验、再失败……几年之后，终于成功研制出多种催化剂，使我国石油炼制催化剂领域从一片空白到一跃成为世界上能生产各种炼油催化剂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闵先生有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强烈的责任感。”从1984年与闵恩泽开始合作的石科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科院院士何鸣元告诉记者，“搞科研的人往往强调兴趣，因为在自己有兴趣的领域才容易出成果。而闵先生则不同，他更强调社会需求，只要国家急需，他就研究什么，哪怕跨度再大，也不回避。”

　　闵恩泽在科研上的另一大成就——己内酰胺绿色成套技术的开发，也是“国家急需”的结果。

　　为解决国内对己内酰胺这一重要化纤原料的迫切需求，中国石化在90年代后期相继耗资25亿元、35亿元，引进以苯和甲苯为原料生产己内酰胺的装置各1套，在巴陵分公司和石家庄化纤公司生产。到了2000年，由于多种原因，两套装置年亏损近4亿元，急需扭亏为盈。

　　闵恩泽参加中国石化技术服务小分队，去巴陵分公司技术咨询后，又主持石家庄化纤公司己内酰胺现场诊断，提出建议；以企业为创新基地，产学研相结合，动员全国优势单位和人才，联合攻关，仅用了7亿元进行工艺改造，把两套装置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5万吨/年分别提高到14万吨/年、16万吨/年，消除了环境污染，提高了产品质量，实现扭亏为盈。面对多方赞誉，闵恩泽真诚地说：“能把自己的一生与人民的需求结合起来，为国家的建设作贡献，是我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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