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时报:工商文明与战争

王中宇

2010年06月30日10:26  来源:《科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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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内在不稳定的社会,只有靠外来的利益输入,才能维持社会内部的稳定。所以,任何国家,只要走上了工商文明的道路,早晚会因内部压力向外扩张,而扩张必然导致战争。于是,一部工商文明的发展史同时就是一部战争史。

  19世纪至20世纪,最抢眼的历史剧莫过于主权国家间的争斗,两次世界大战前无古人,而无数的生灵则成为主权国家间争斗的“成本”。在这场争斗中,中国的命运极为悲惨。中国人口常年维持在1亿之下,从16世纪后期开始,人口加速增长,1834年突破了4亿。道光年间,清王朝已走过它的“盛世”,内部矛盾急速积累。然而,中国非但没有走上向外扩张的道路,反而成了列强扩张的猎场。结果内部压力加上外来侵略,使中国长期陷于战乱。

  20世纪一开头,在中国领土上就爆发了日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人和俄国人彼此以“骑士精神”相待,而战区内中国人的生命则被视如草芥。就在这期间,京师大学堂的日本教员岩谷孙藏“痛诋”讲台下诸同学:“中国学生俱属亡国性质!”

  战争的惨祸迫使当时的知识界从战争的视角来观察一切。1903年一位署名“云窝”的作者在《江苏》第三期发表《教育通论》,指出:

  “地球列国,权利之得失,事势之盛衰,变幻纷纭,莫可究诘。自表面观之,鲜不谓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足以兴人国亡人国也;自内部审之,则此兵战、商战、农战、工战之所以胜所以败者,无一不以学战为总枢纽。”

  “亡国亡种,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强国强种,人人不必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

  不但兵、商、农、工均被视为战争,连教育都被视为“学战”,而且是一切战争的“总枢纽”,关系到国家、种族的存亡。

  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中国的学界沉醉在盛世繁华之中,已没有了先辈“云窝”们那种锥心泣血的感受,有意无意地淡忘了战争。而此时,工商文明的“全球化”正走向顶峰,日渐沸腾的世界告诉我们,战争并未远去。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有效的视角和思路,来观察和思考战争问题。

  既然工商文明中的战争源自扩张和征服,既然工商文明以理性著称,让我们先从征服者的视角来观察,看看理性的征服者们是如何思考战争的。

  克劳塞维茨:战争与政治

  克劳塞维茨被西方视为现代战争理论的鼻祖,但他的思考集中在战争行为内部。《战争论》一书中讨论了8个主题,7个涉及战争的内部问题,顺次为: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战争计划。仅在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的第一章“什么是战争”中附带而有限度地涉及到了战争的根源。

  “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把战争看作是独立的东西,而应该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从这种观点出发,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战史发生矛盾,才有可能对它有深刻的理解。”

  至于政治为什么会选择战争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什么条件下会选择这个工具,克劳塞维茨没有涉及,从《战争论》里我们找不到观察战争根源的视角。

  马汉:扩张与海洋

  美国海军军官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出生于1840年(道光年间),他著名的《海权论》远超越了纯粹的军事分析,而是直接从工商文明社会生存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作为殖民者的后裔和军人,马汉直率地将海权、贸易与国家生存联系起来,认为海上贸易是致富的重要途径,是民族繁荣和强盛的主要因素。马汉注意到“荷兰的土地不太可能养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这就是荷兰面向大海的原动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权的丧失则导致荷兰帝国的衰落。同样的故事在西班牙、法兰西、不列颠身上轮番演出。

  马汉进一步指出:“一个有机体绝不可能自己养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东西,而这些不可或缺的外来养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经济团体的对外商业活动,它使国家获得外部资源的支持。”

  工商文明诞生于西欧沿海地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开辟环球航线,打开了它们向外扩张的空间,寻找黄金是第一批扩张者的原始动机,随后就是占领、瓜分殖民地,掠夺资源。理性的征服者们关注的是商业航运承载的核心利益,而非耀武扬威。

  “如果不重振商业性航运,会有这样一支海军吗?这是值得怀疑的。历史已经证明,一位独裁君主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为那样。然而,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样一支海军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经验显示,他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便会枯萎。”

  事实上,海上的扩张与工商文明的发展壮大同步,它使原本局促在西欧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将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张了数十倍,并从海上建立起对全球的统治。1800年盎格鲁·撒克逊人仅1500万,到现在,他们的后裔有2.1亿,增加了14倍(见易富贤《历史表明马寅初人口论是错误的》)。与之对比,同期中国人口只增加3.2倍,而中国的人口数量一直被当做“问题”,受到国内外关注;反观急速膨胀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却悠然自得地扮演着现代化主宰的角色,没人想到追问他们的人口膨胀问题。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哥伦布、麦哲伦受到西方的极大尊崇。在我上小学时,世界地图上还标有“麦哲伦航线”。

  从马汉的视角看,工商文明赖以生存的海上“商业性航运”,就是战争的根源。凡有可能获得资源、市场的地方,一旦受到阻碍,就面临战争阴影;凡是“商业性航运”的航线,都是战略要地,而海权则服务于商业性航运。

  “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合众国的贸易、商业状况不会受到外部战争的影响,这对于整个国家的福祉都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使敌人无法靠近我们的港口,而且还要远离我们的海岸线。”

  海外贸易决定国运,必须以海权保护之。海权考虑的不是“边界安全”,而是“安全边界”——哪里涉及国家利益,海权就要覆盖到哪里。这就是马汉立论的基础,所有军事层面的分析都是为此服务的。

  中国人的切身体验证实,马汉的立论,绝非虚妄。据不完全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百余年间,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国主义列强,从海上入侵中国达84次,入侵舰艇达1860多艘,入侵兵力达47万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八国联军侵入,直至抗日战争,外寇接踵从海上登陆,海防荡然无存。国土沦为外人的租界乃至战场。直到人民解放军大军渡江,英国军舰仍肆无忌惮地在长江上向我开炮。

  1912年12月,中华民国第一任海军总司令黄钟瑛病逝。孙中山先生发出了“伤心问东亚海权”的浩叹。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真正面对的问题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从海上入侵,我们还没有资格考虑海权(sea power)问题。直到今天,我们才刚刚开始触及“海权”问题,而马汉的子孙们早已设置了“第一岛链”、“第二岛链”试图围堵我们。事实上,美军一直将台湾当做“不沉的航空母舰”,用它来遏制中华民族的复兴。尽管在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八一七公报》)的第六条中,美方明确承诺:

  “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美中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

  但20多年过去了,美国对台军售从未中断。最近媒体报道,美国借口“天安舰”事件,计划将乔治·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派往中国与朝鲜半岛之间的黄海部署,这是前所未有的威胁性举动,一旦美国航母进驻黄海,中国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都将处于其攻击范围之内。

  马汉的重要性在于坦白地指出了现代战争的根源:工商文明不可避免的扩张趋势。马汉的著作是写给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为中国人写的,因而无需披上后来才编织的“政治正确性”外衣。阅读马汉,能帮我们理解美丽的外交、学术辞令后面冷酷的现实。

  马汉的逻辑告诉我们,分析战争的危险需要关注海洋。但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仅关注海洋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爆发、展开于欧亚大陆,且都是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国家之间先打起来。这又给我们什么启示?

  麦金德:封闭空间与霸权

  比马汉小21岁的英国地理学家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西方人忙于在刚发现的遥远地方实施并记录下他们的“实际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写作《历史的地理枢纽》的年代,“在欧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亚,除文明国家或半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结果以外,几乎没有留下一块需要确认所有权申明的土地”。

  于是工商文明面对着一个再无扩张空间的封闭环境:

  “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与封闭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这将仍然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每一种社会力量的爆发,不会在周围的某个不为人知的空间和野蛮的混乱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遥远的一边引起强烈的反响,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经济有机体中的薄弱成分,将被震得粉碎。”

  从开放性空间到封闭性空间,以扩张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对生存环境的根本变化。麦金德思考一个工商文明社会该如何适应这一变化。他很自然地从现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中寻找灵感,因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哥伦布时代的基本特征是欧洲几乎是在没有抵抗的情况下进行扩张,而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则被圈在一个狭窄的地区内,并受到外部的野蛮世界的威胁。”

  麦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内,一系列从亚洲兴起的骑马民族,穿过乌拉尔山和里海之间的宽广空隙,踏过俄罗斯南部开阔的原野,取得了欧洲半岛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对他们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围的每一个伟大民族——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腊人的历史。”

  据此,他将欧亚非大陆视为“世界岛”,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断:“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换而言之,工商文明诸国间从扩张的竞赛转向了霸权的竞赛。仿佛是要印证他的判断,《历史的地理枢纽》发表13年后,出现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这个起步于穷困落后的国家,在短短20余年间就崛起为主要的世界强国,成为战胜希特勒德国的首要力量,并于上个世纪中叶达到了自己的“盛世”。

  在苏联瓦解之前,东西方之争披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外衣。苏联瓦解后,天真的人们以为意识形态问题解决了,叶利钦的俄罗斯接受了“华盛顿共识”,华约瓦解了,北约也无需存在了。而事实上北约非但没有解散反而不断强化,竭力东扩,硬生生地在俄罗斯逼出了一个强硬的普金政权。而麦金德早就指出,战争另有根源:

  “人类的历次战争简而言之是陆地国家对于海洋国家的战争。海洋国家为扩大贸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陆国家扩张,而大陆国家为安全所故也不断地向海洋扩张,以寻求出海口。”

  俄罗斯学者杜金回顾道:“早在20世纪下半叶之前,当时还没有‘冷战’这个词的时候,地缘政治学家就预测到海洋的盎格鲁·撒克逊的大西洋文明与欧亚大陆大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峙……地缘政治因素迟早会影响世界的两极,地缘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地会加剧。引发这种冲突的不是个别人或是以‘军国主义’为方针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现象的客观逻辑。”

  于是“美国从地缘政治的角度仍然认为民主的俄罗斯是自己的潜在对手,并在其军事理论中确定了这一点”。“北约东扩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个集团企图依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即北约集团吞并掉欧亚大陆”。(杜金《冷战为何总是不能结束》,《红星报》1997年4月25日)

  麦金德的思路告诉我们,当工商文明占据了整个地球之后,一个集团的扩张只能靠吞并另一个集团来实现。只要工商文明的内在机制不改变,争霸和吞并就是国际政治永恒的主题,恰如在经济领域中收购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题。

  对此,美国精英集团的谋士们是高度清醒的。布热津斯基于1986年发表《竞赛方案:美苏竞争的地缘战略纲领》,指出美国世界战略的最高理想是谋求控制心脏地带和统治欧亚大陆,建立一个以华盛顿为中心首都、北美洲为中心大陆的美利坚世界帝国,从而确保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回顾历史,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制服了试图挑战现行利益格局的德国、日本,取代了被战争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国,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又在冷战中战胜了苏联,此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将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纳入了一个生产体系。“全球化”的“领导机构”WTO组织提供的数据,展示了全球各大区的经济地位(如图,为各大区间的净出口,箭头宽度与净出口量成正比)。

  数据显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主角是北美、欧洲、亚洲、中东。美国无疑处于产业链的顶端,其余六大地区的财富都向它净流出。欧洲是一个次级中心,大量获得来自亚洲和独联体的财富,同时向北美进贡。而中东的能源流向亚洲后,驱动这个“世界工厂”主要为美国和欧洲生产财富。

  这样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生产体系,距布热津斯基期待的美利坚世界帝国只有一步之遥。按照哈耶克“财富控制权力”的准则,全球的政治体系需与之相适应,即需要一个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体系。无论小布什的“单边主义”还是奥巴马的“smart power”(巧实力),都服务于此。而那些与之相悖的势力都是它必须征服的对象。

  中国的地位值得玩味,在经济上,中国已经被牢牢地绑在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上。以至于美国人兴高采烈地称之为“Chimerica”,“一时看起来这像是天作之合。Chimerica里东边的人(中国人)存钱,西边的人(美国人)花钱”。(尼尔·弗格森《金钱的崛起》)

  “难怪美国国内有学者说,中美利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地连为一体,他们甚至把美国叫‘Chimerica’,这就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谁也没有选择,谁都不能逃避。”(《记住这样一个新词:Chimerica》,《现代快报》2008年11月21日)

  为保证中国安于这样的地位,需要使中国的政治系统服从于美国的控制。事实上,不难看出,一批主流的政客与学者正竭力鼓吹这样的前景。

  如果中国不安于这样的地位,势必与美国的核心利益正面冲突。其后果是严重的。经济上,我们现行的经济机器以挣美元利润为核心动力。是资本利润极大化导致了国内需求严重不足,导致资本家们扮演包工头的角色,靠廉价劳力为欧美“代工”,以挣取美钞为利润,尽管眼看着美元节节贬值。如果放弃美钞利润,资本家们的动力何在?改变这一动力无异于一场革命。

  如果中国真的出现这样的革命,上图显示的世界经济格局势必瓦解,美国能坐视这样的态势出现吗?它会作何反应?

  杜黑:机动性与空间维度

  麦金德看到了无限扩张与封闭空间的差异,看到了航海能力造就的大西洋盎格鲁·撒克逊集团与欧亚大陆集团的差异。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其实是机动能力的差异。在哥伦布时代之前,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具有最强大的机动能力——骑兵;而西欧的基督教世界只能被动地承受骑兵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到哥伦布时代,西欧集团靠海军可以在全球投放兵力,“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

  其结果是,基督教世界大大地扩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在水域中间发现的空旷土地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欧洲,对于欧亚大陆来说,现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说,撒哈拉外侧的非洲,就是以前欧洲的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

  从机动性的视角,麦金德注意到了铁路:“铁路在草原上创造了更加伟大的奇迹,因为它直接代替了马和骆驼的机动性;发展公路的阶段在这里被省掉了。”

  麦金德生长在沙俄帝国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代。早在19世纪中期,有关部门就已进行了大量论证工作。1890年,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正式颁发命令,决定从最东端的海参崴动工。在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的190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干线通车,收尾工程则延续到了1916年。或许,正是这一巨大的工程,触发了他“心脏地带”、“世界岛”等概念。

  然而,工商文明带来了机动性的高速发展,就在麦金德写下“哥伦布一代的伟大航海家们开始的变革,赋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广大的除飞翔以外的活动能力”的前一年,美国莱特兄弟的飞机试飞成功,一场机动能力的革命出现了。比麦金德小8岁的意大利军官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1869~1930)注意到了飞机的战略意义。

  1921年,杜黑发表了《制空权》,这是麦金德发表《历史的地理枢纽》后的17年。杜黑意识到机动能力的增强带来的革命性变化:

  “由于出现飞机这种新武器,战争的影响范围将不再限于地面大炮的最远射程之内,而将在交战国数百英里的陆地、海洋范围内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静的生活区域不再存在,作战也不再局限于非战斗人员。相反,战场已扩大到交战国整个国境,全体公民都将成为战斗人员,因为他们都将暴露在敌方空中进攻之中。士兵和平民不再有任何区分。”

  据此,杜黑主张建立独立的空军,并认为独立空军的重要性将迅速增大,而陆军和海军的重要性将相应减小。其实早在1909年杜黑就提出:仅靠空军的力量就能够在空中完全地结束战争。

  然而,杜黑的预言直到冷战结束后才被部分地证实。刘亚洲分析了这期间美国发动的三场战争:

  “四十二天海湾战争,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击,地面战争只有一百小时。美军以损失一百余人的代价,歼灭伊拉克四十二个师,击毙击伤十万人,俘虏十七万人,摧毁坦克三千八百辆,装甲车一千五百辆。”

  科索沃战争,北约“不分昼夜地轰炸了78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联盟士兵走下空荡荡的战场时一言不发,一如他们没有射出一粒子弹的枪膛”。

  阿富汗战争,“美国人仅用20天就漂亮地结束了战争,一步踏进西方几百年来梦寐以求的中亚。它仅仅使用了空军。不错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队,但那是为空军精确打击服务的。现代空军的远程、精确、猛烈突击威力,在阿富汗之战中表演得酣畅淋漓”。(刘亚洲《百年空军》)

  就此,作为空军军官的刘亚洲自豪地总结道:

  “在20世纪100年时间里,空中力量走过了一段作战工具—重要作战手段—主要作战手段的历程;经历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过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决定作用的跃升。至阿富汗战争结束,空中力量发展到了一个光辉的顶点。”

  “空中战争时代不是人类战争史上的最后形态,但肯定是截至目前为止的最高形态。海洋决战已成为历史。地面决战将成为历史。只有天空决战这史诗性的一页正在被揭开。”(同上)

  其实飞机带来的变革不只是机动性的飞跃,更是空间的扩张。

  陆战、海战都是二维空间上的战争,而空军则将战争扩张到三维空间。在二维空间中形成的前线、后方、纵深、防线等概念,在三维空间中失去了意义。一支只有二维空间作战能力的军队,在拥有三维空间能力的对手面前,就像在X射线机前的病号一样。飞机的出现,导致了“领空”的概念,一个国家至少在法律上可以宣称自己的“领空”不可侵犯。但随着飞机发展为航天飞机,航天飞机发展为空天飞机,大气层与外太空的界限日渐模糊,“领空”日渐失去其意义。当任何人都可以从GoogleEarth上看到任何一个国家的国防部大楼,甚至可以数一数它的窗子时,连007们都开始黯然失色。于是美国人詹姆斯·奥伯格发表了《天权论》,提出了天权和制天权问题。

  “我们”、“他们”与战争

  从克劳塞维茨到杜黑,我们看到了工商文明中强势者对战争的理性思索。工商文明显然在印证《圣经》中的《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强势者与弱势者间,战争能力的差距迅速扩大。当年中国人体验过“大刀长矛对洋枪洋炮”,这只是冷兵器与热兵器间的对抗,双方还同属于二维空间;而今人们看到的是二维空间战力与三维空间战力间的对抗。

  逻辑上,战争问题似已无悬念——在美国人拥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任何对抗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能生存于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之中。“人民战争”一直是我国军事思想的基础,面对新的态势,刘亚洲表示了质疑:

  “今天的战争属于进攻,而且是快速进攻。战争形式已不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当人民准备战争的时候,战争可能已经结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进的现代,军队业已小型化,打击业已精确化。战则速决。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慑敌人。”

  他这样说是有依据的。

  “正如美国太平洋战区司令布莱尔所说:我们尊重人民解放军在大陆上的权威,但我们必须让他们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

  刘亚洲的结论是:“天空成为主战场,‘人民’爱莫能助。”(见刘亚洲《百年空军》)

  刘亚洲的思考无疑是理性的。然而观察被他引为范例的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及随后的伊拉克战争,美军早已大获全胜,而这两地依然动荡不已,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方案,能使这里恢复平静。发动阿富汗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却蔓延到全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布什政府都宣称要树立“民主”的样板。然而西方民主需要一个基本的经济条件:利润极大化导致的社会内部矛盾能靠外部的利益输入缓解,否则激化的内部矛盾只能导致极端的社会行为。试想,没有了中东的石油,在人们动辄拔枪的美国,如何维持其民主秩序?

  在全球格局中,阿富汗、伊拉克都处于利益的净输出地区。在马太效应盛行的工商文明中,全球大多数人口只能生存在这样的位置上。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言:“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经济学家和布什一样,当然不属于“他们”,没有兴致从“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于是超强军事霸权控制下的世纪秩序必然像硬币一样,由正反两面构成,“正面”是G8国家的富足、文明、秩序、民主,而其反面则是其他国家的贫困、野蛮、战乱、专制。没有了“反面”,“正面”将立即解体。所以对于正面,反面“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英雄所见略同。今年5月中旬,奥巴马在白宫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称:“如果10多亿中国人口也过上与美国和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采访中奥巴马承认:“中国的生活水准和工业产值目前只达到美国1910年的水平。”仅达到美国百年前的这点水准,就让奥巴马们对中国侧目而视,嚷嚷着要让中国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们的”。控制了海洋,意味着可以随时掐断中国的石油供应,控制了天空意味着可以随时对中国实施“精确打击”。对美国而言,且不说中国成为世界性大国,就是成为区域性大国都是不可忍受的:

  “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亨廷顿《中国恢复亚洲霸权》)

  注意,用战争阻止中国发展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美国人早已极为理性地思考与中国的战争。

  事实上,美国每隔几年就对中国进行一次军事战略测试。1993年,美军在公海拦截“银河号”;1996年派出两个航母编队到台湾海峡监控解放军演习;1999年以误炸为名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派侦察机到中国南海进行侦察,并将一架解放军战机撞毁;2009年,在黄海中国专属经济区内,美国军舰两个月至少与中方对峙5次;而今又欲派航母陈兵黄海。

  问题的严重性事实上已经超越了中美两国。

  上个世纪上半叶,面对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德、日的挑战,美国在战争中征服、占领了这两个国家,再让它们以小伙计的身份加入“富人俱乐部”,为其充当冷战的马前卒。1950年西德不到5000万人,日本刚超过8000万人,两国共占全球人口的5.18%。

  而2008年中国人口13.28亿,占全球人口的19.57%。同年由北美、西欧、日本、澳大利亚组成的富人俱乐部共7.363亿人,中国人口是它的1.8倍,已经面临深刻危机的富人俱乐部还可能扩容1.8倍吗?

  况且,同为“金砖四国”的印度、俄罗斯、巴西都在高速发展,都力争加入富人俱乐部。这四国共28.14亿人,占全球人口的41.7%,为现有富人俱乐部的3.82倍!绝大多数人辛苦,少数人享乐,这是经济学家们认同的基本秩序,“金砖四国”的发展态势意味着,现存富人俱乐部将不得不面对严峻的挑战。

  站在以美国为首的富人俱乐部的立场上,理性的对策何在?显然,决不能容忍这一态势发展。“枪打出头鸟”,首先必须遏制的就是中国。必须迫使中国人老老实实地呆在“Chimerica”里当长工,别的休要妄想。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彻底的方法是肢解中国,分而治之。早在晚清时代,列强们就打着这个算盘,1887年,日军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七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当年是义和团运动使列强们意识到,此路不通,这让一批梦想“今夜我是美国人”的精英们痛心不已,所以至今仍在渲染义和团的“愚昧”。

  然而,这一念头从未消失。1949年美、苏都希望国共划江而治,以维护它们私定的雅尔塔体制。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人中山岛岭雄提出,将中国分为12块,即12个小国家,互不隶属,各自为政。宫崎正弘主张将中国分裂成16个小国。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张将中国分为六个国家。台独分子、陈水扁政权驻瑞士“代表”王世榕(笔名王文山)则主张,将中国大陆分成东北地区、内蒙古自治区、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华中以长江为界分割的南北两国,共七个小国家。他笔下的中国患在贫、病、愚、痴、贪“五病”和钱、色、食“三孔”,中国人口众多,素质低下,义和团式的、褊狭的民族主义十分危险邪恶,中国可怕而神秘,手上还握有核武器,所以必须肢解。李登辉的“七块论”即源于此。

  这就是中国所处的大环境,令人想起百多年前先辈“云窝”的疾呼:“兵战”、“商战”、“农战”、“工战”、“学战”!是“亡国亡种”还是“强国强种”?而此时,刘亚洲意味深长地告诉我们:

  “敌人已不是当年的敌人。我们也不是当年的我们。战争当然也不是当年的战争。”(刘亚洲《百年空军》)

  是啊,当年的“我们”是毛泽东率领的农民、工人,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而今天的“我们”是谁?是失去土地的农民还是代工工厂里的工人?是豪华办公楼里的裸官还是胡润榜上的富豪?是主张两极分化是“好事”的学者还是宣称中华民族只是梁启超所“虚构”的文人?

  让我们回到麦金德的视角:全球化使工商文明走进一个高度拥挤的封闭空间,一个个资本集团在这空间里相互兼并,带动着一个个政权实体相互对峙。冷战时期,核武器无差别的大规模毁灭能力阻止了大国间的战争,而今高科技的美国人转向“smart power”,速度与精确性取代了大规模杀伤力,核门槛越来越难于遏制战争。五角大楼2月初公布的2010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显示,美军准备发展一种新式常规拦截导弹,名为“即时全球打击”,从美国发射,能在1小时内击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区的目标。这一计划引导美国沿杜黑指引的路线狂奔,以巩固其在战争力量上的霸主地位。

  面对这样的态势,必须思考并回答刘亚洲提出的问题:

  “我们”是怎样的“我们”?

  “敌人”是怎样的“敌人”?

  战争是怎样的战争?

  问题是,该由谁来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

(责任编辑: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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