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心理援助:哄地来了,倏地走了 (2)

杨芳

2010年05月12日19:11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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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有心理咨询师答应

  刘猛的心理救助站显得十分寒酸。在一间只有16平方米的板房里,唯一的桌子是用废弃的木板和红砖勉强搭成,一旁的饮水机里装的其实是自来水。

  就是在这间板房里,他“语气激动”地接受了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的采访。他认为终于可以从法律制度建设上,呼吁一下灾区的心理援助了。

  在这位大学讲师看来,心理援助制度早在2008年5月份就该建立起来的。他用“激情澎湃”形容当时大多数同行的表现。

  2008年5月14日,在“中国心理网”组织的培训班上,当主办方询问大家能否在灾区待到两周以上时,在场的400多名心理咨询师无一例外地举手。还有人振臂高呼道:“让我去吧,我能待一年!”

  成都《天府早报》的一个记者估计,当时灾区起码有2000多名心理咨询师,以至于到了“只要在街上喊一嗓子,就会有心理咨询师答应”的地步。

  但就像大潮退去一般,这些人陆陆续续地走了,速度快得和他们来时一样。在城北馨居管委会主任杨丽的记忆里,地震发生一个月时,她每天至少接待3拨心理援助志愿者团队。他们中有人只待了一天,有人留下来一周,时间长的也就坚持了3个月。

  2008年6月底,一个志愿者到都江堰市的30多个板房区调查,发现只剩下30多名心理援助志愿者。

  刘猛组织的“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曾经有上百名专业咨询人员,有来自北京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也有参与过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市民心理援助的老外,还有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的特约心理专家。

  在刘猛原先的设想里,这个非官方组织将长期有效地运作下去。在来四川之前,他计划只做5个案例,然后和其他人轮岗工作。当时,因为患有癫痫,他正在休病假。

  “我就带了两件T恤衫,根本没打算待多久。”刘猛回忆说。如今坐在空荡荡的宿舍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摆在地上的鞋子,其中有凉鞋、皮鞋和棉靴。这是他先后3次回家带过来的。

  旁边的4间板房里,一度住满了数十名咨询师和志愿者,如今也是空无一人。这些人离开的理由各式各样,诸如单位有事情,领导不同意,家里离不开之类,还有的更为现实——“没钱了”。

  “我早就坚持不下去了,如果不是看刘老师这样。”孟晓宇说。这个哈尔滨女孩从2008年11月份开始,在“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担任社工。

  她差不多已经花去了自己的所有积蓄。每次买菜,她都会和人砍价一番,然后挑上最为便宜的菜头。至于大米和腊肉,都是当地居民送来的。

  刘猛本人也花去了10多万元。作为国内第一批高级心理咨询督导师,他日常的咨询费是每小时1000元。为了继续跟踪灾民的心理变化,他向所在学校请了长假,独自一人留在这里。

  最为困难的时候,他和另一名志愿者接连喝了一个星期的绿豆汤。最后那个同伴无法忍受,跳槽到另一家NGO“挣钱去了”。

  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记者抛给刘猛一个问题:“有人这样形容地震的心理援助情况,来如蚊虫,蜂拥而至;去像鸟兽,一哄而散。你如何看待其他心理咨询师的一哄而散?”

  刘猛很为自己的同行喊冤:“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来时就是凭借‘激情’而不是‘信念’!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他们不想留下来,而是因为没一个好的志愿制度,让他们发挥自己的专长!之所以一哄而散,不是因为他们感觉灾区已经不需要了,而是因为从众而来,则必然会从众而去!”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

  尽管如此,这个33岁的男人一再否认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勇气。他常常用“心理咨询常识”来解释自己的举动:“这里需要心理援助,所以我留下来;这里有我已经直接接触的创伤者,所以我不能离开。正如负责挖掘的志愿者在挖掘结束后就应该离开一样,负责心理援助的志愿者在开始了援助之后就应该留下来。”

  最近的一个中午,他哈欠连天地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一天的工作。“昨天晚上快3点才睡。”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他解释道,在凌晨前后的时间段,人们最为脆弱和孤独,求助电话相应也最多。

  办公室对面的墙上,挂着“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宣传板。这是一种经历了灾难性事件后最为常见的心理疾病。这种病症持续时间可以是事后数周、数月乃至数年。因此,对这种症状的心理援助往往需要持续跟踪。

  据刘猛所知,美国政府针对在“9·11”恐怖袭击中出现心理问题的市民,就制订了长达20年的救助计划,包括提供危机干预服务以及任命科学与医学小组。纽约市卫生局还建立了世贸中心健康登记系统,每两到三年调查一次,以获得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这份调查表不仅分为英文、西班牙文和中文3种文字,还针对不同类型进行调查,诸如居民、救援和恢复人员、办公人员、附近行人、当地的学生和教师,等等。

  这样周密的系统性工作,在刘猛看来未免遥远。由于缺乏调查和宣传,不少经历了“5·12”地震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或者家人已经患有心理疾病,常是直到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才前来求助。

  “哎哟,又该拿我当反面典型了!”听到这里,一旁的蒋玲咧嘴笑了。她留着整齐的披肩长发,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在城北馨居的图书室里,她总是安静地坐在电脑旁,说话细声细气。只要看到小孩子,她就会高声打招呼,并跑上前亲两口。

  “你看她正常吗?”刘猛问记者。

  看记者迷惑地点头,刘猛继续说:“我刚见她的时候,脸色是黑紫的,不用化妆就可以演包公那种。随便说两句话,就像小狗一样嗷嗷叫。”

  这个北川女子在地震中失去了13个亲人,其中就有60天大的儿子和正抱着外孙散步的她母亲。最初的日子里,她总觉得“妈妈和宝宝还在,他们不会离开我”,因为就在5月12日当天,母亲还抱着孩子嗔怪说:“你妈真是懒猪,现在都还不起床。”

  “我一定要坚强,因为他们还活着。”23岁的蒋玲语气平静地回忆自己之前的心理状态。

  相比之下,丈夫王云充满了莫名的恐惧感。“除了害怕还是害怕。”他说,“一个大男人,半夜起来上厕所都要一帮人陪着。”

  两三个月后,在当地交通局上班的王云恢复了日常工作。他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但发现并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而和妻子的关系冷淡下来。相识5年从未吵架的两个人开始争吵,蒋玲甚至填了份离婚协议书。

  今年年初的一天,她觉得实在无法承受了,拿了把菜刀准备自杀。抱着“希望有个人知道,关心一下自己”的目的,她拨通了刘猛的电话。

  “当你开始面对现实的时候,才是真正难受的时候。”来自江油的陈静说:“开始没什么感觉,还在庆幸逃过一劫。”他住在农村,房子在地震中倒塌,那是他父亲15岁时盖起来的。“他今年已经51岁了,一想到还要再盖座房子,就觉得没什么希望。”陈静叹了口气说。

  “激情退去之后,心理援助才刚刚开始。”刘猛总结道。据他介绍,目前灾民的心理状况正处于两极分化,好转的人在持续好转,恶化的人在持续恶化,毕竟对灾难的心理反应强度、持续时间因人而异。

  美国精神分析协会前主席基尔伯特·克莱门(Gilbert Kliman)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资深和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他是刘猛的督导,具体指导刘猛工作的方向和进度,同时对他个人的心理状况进行疏导。“一般来说,现在才对幸存者实施救助,未免有些晚了,不过还有机会。”克莱门不无担忧地表示。

  他所创办的儿童心理健康中心在“9·11”之后,迅速为儿童及其家长和老师派发了指导手册,其中写明了哪些反应值得注意等等。至今,这家公益组织仍然为在恐怖袭击中受到心理创伤的儿童进行服务。  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还不给你缝上

  但在四川,并不是每个人都乐意接受心理咨询。刘猛就听到过“防火、防盗、防咨询师”的说法。他把原因归结为“关系”,“咨询师们只来了一下就走了,关系都没有建立起来,就无从谈起心理援助,结果只能是一次次伤害他们。”

  蒋玲更为直接,把心理咨询师的这种行为比作“鬼子进村”:“我本来没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上来就问你爸爸妈妈呢?你的孩子呢?我就说都挺好的。他们还接着问,那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就回答在北川。他们又很好奇,说北川县城不是都封了吗?”

  “我最后急了,就说好,拿来我给你们填。有的填成没的,没的填成有的,气死他们。”住帐篷那个阶段,她“最夸张”的记录是一天填写了7份问卷。

  但她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反馈,也没有任何咨询师提醒她可能患有心理疾病。“就像把你的伤口剖开,看到最隐秘的地方,然后还不给你缝上。”蒋玲一度沉浸在失去亲人的痛苦中,不停地回忆地震当天的情景,直到崩溃得要自杀。

  这种形式的心理咨询被志愿者马重祎称之为“镀金”。她快人快语地说:“那些人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好给自己的履历表添上一笔。”这个毕业不久的女大学生一直在都江堰市做心理咨询志愿者。如今,她每个周末都会过来帮助刘猛做些杂事。

  作为为数不多的坚守者,她丝毫不奇怪他人的来去匆匆:“他们本就没有打算待很久啊!”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小姑娘目睹了太多的人情世故:有人就是来拍张照片,贴到自己的网页上,然后就什么都不管了;还有人走之前哭得像泪人,口口声声说要资助多少个儿童,但后来再也没有了音讯;还有人干脆坐在帐篷里相互吹牛,或者指责这里脏、那里乱……

  “很多事情没法说。”这句话成了刘猛的口头禅。他至今难忘去年刚刚来到城北馨居,就听到高音喇叭在持续播放:“灾民朋友们,灾民朋友们,我们是北京来的专业心理咨询师,仅为100名患者提供免费的心理咨询。”

  “好像是商场大降价,欲购从速一样,有种很不尊重人的感觉。”刘猛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甚至于,有的“不专业”到了专往伤口上撒盐的地步。一位来自甘肃的心理咨询师就曾看到过这样一幕,面对在地震中失去了家人的男子,一个同行拍着对方的肩膀安慰说:“你还年轻,还可以再娶,还可以再生嘛!”

  “你说,这样的人,还不如不来!”刘猛很是气愤。

  他认为心理咨询师的“重复扫荡”,给灾民造成了重复创伤,同时也让灾民反感和否定心理援助这件事,即使心情压抑也不愿意再去找心理咨询师,屏蔽掉了一条可以缓解伤痛的途径。

  这种现状让基尔伯特·克莱门很是奇怪。这位医学博士表示,持续长期性是心理咨询最为基本的常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事件之后,约20~40%的受灾人群会出现轻度的心理失调,这些人不需要特别的心理干预,其症状会在几天至几周内得到缓解。30~50%的人会出现中至重度的心理失调,及时的心理干预和事后支持会帮助症状得到缓解。而在灾害一年之内,20%的人可能出现严重心理疾病,他们则需要长期的心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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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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