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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采访到朱熹平教授这位低调的学者,的确让媒体颇为“头痛”。记者与中山大学党委宣传部“磨”了近一个月,6月27日下午,终于如愿以偿地与朱教授约好了独家采访。记者早早来到中山大学,沿着长长的绿阴道,只见一座小楼不露声色地安处于藏书阁前,大门上三个沉稳的红字“数学楼”给这座古旧的小楼增添了亮色。这就是朱熹平教授工作的地方。一进门,数计学院院办工作人员就警惕地查问记者一行,在得到朱教授的电话确认后,记者终于在中大数学楼办公室见到了这位年轻而睿智的数学家,与朱熹平对话两个小时,才发现朱教授的口才其实挺好,性格爽朗的他在采访中不时地开怀大笑,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般不苟言笑。
“大学要营造宽松自由的氛围,让短线学者与长线学者共存”
记者:您一直感恩于中山大学宽松自由的氛围。您的成功与中大着力营造的非功利学术环境究竟有何关系呢?
朱熹平:中大向来有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以数计学院为例,从1990年以来,数计学院每周都有个学术演讲,十五六年来风雨无阻,现今学术演讲越来越多,每周都有境外的访问学者前来交流,老师们有新的体会,都愿意在学术演讲中敞开来讲,这种学术氛围是长期形成的。有的学校因为评职称、进修等产生偏差,老师之间易出现矛盾,在我们数计学院这种偏差较小,教师间关系融洽。
一些高校的津贴与业绩挂钩,津贴占工资的比例很大,这样的津贴虽然有激励作用,但教师间容易因攀比产生矛盾。特别是一些做长线研究和深入研究的学者,发表文章不是很多,如何保护这部分真正做学问的人是很多学校要面临的问题。广东高校教师的基本工资与补贴比例普遍高,真正靠挣“工分”的岗位津贴较少,这样大家不会纯粹为了挣“工分”或完成任务而花工夫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
我们数计学院做长线的学者较多,不追求片面指标,注重长期发展。中山大学黄达人校长也是搞数学出身,对数学的规律十分了解,对我们的长线理念十分支持。在中山大学,做短线与做长线的学者可以共存,学校有些学科特别是应用性学科也需要一些短平快的项目,无论长线学者还是短线学者,这两种人在中大都能觉得满意。
宽松不是对某些人的宽松,而是整体氛围的宽松,中大这点做得较好,鼓励长线,允许孤独的思考者。当然,作为高校管理层来说,一方面大学做长线研究要担当风险,它会影响学校的排名与评估等等;另一方面,如果人人都在做长线研究,也有可能培养懒汉。
记者:像您这样的名师上讲堂在中大普遍吗?
朱熹平:数计学院一直有名师上讲堂的传统,像我的前两任数计学院院长林伟和邓东皋这样的全国教学名师直到退休时还在给本科生上课。我前几年给本科生上课较多,近年给硕士生上公共课多些。对我来说,教书不是压力,教书对做学问很有帮助,适当上课能给科研带来调剂。
我院的教学任务重,因而对教师的教学量有严格的考核。一些年轻教师出国进修后回到中大,看到名师们不但学问做得好,教书也能深入浅出切中要点,也主动要求分担教学任务,以偿还在国外耽误的教学任务的“债”,“教学”与“科研”这对矛盾在名师上讲堂的示范带动下顺利得到解决。
“最大的挑战是持之以恒,静下心做下去”
记者:您从1996年投身庞加莱猜想研究,至今已整整10年,“十年磨一剑”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朱熹平:谈不上“熬”过来,因为数学是我的兴趣,真正置身其中,我觉得其乐无穷。做研究有时“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信奉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我从未给自己任何大目标,从不给自己压力,只是静心地努力朝前走,从没有失落感。每个阶段都会碰到不同的难题,有时卡住了,甚至过了一年才发现解决的办法。但我已习惯一步一步往前走,因为成功没有捷径可走。
记者:您是否经常为了庞加莱猜想而加班熬夜呢?
朱熹平:(哈哈大笑)我一般准时上下班,作息很有规律,很少加班。我这么多年都没有锻炼过身体了,不敢随便熬夜。“文革”期间我在中学念书时劳动时间很多,那时我的身体较为强壮,现在身体基本上在吃老本。
记者:您获得众多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有人感叹道,现在肯用10年时间研究一个课题的科学家已不太多了!
朱熹平:任何学问都是历史的产物,我对自己是否成功从不着急,也不给自己定下目标,怕给自己带来压力。成功需要抓住机遇,1996年,丘先生动员国内数学界学者去做庞加莱猜想,我们响应他的号召并坚持下来了,而且一做就是10年。只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没想到竟然走在别人前面,我原以为别人也许早就能做出来呢!
庞加莱猜想是很难的,谁熬过来谁就成功了。最大的挑战是持之以恒,静下心做下去。若为了出文章,有的学者就只好转而研究一些短平快的容易的题目。当然,难的东西并不是就出不了文章,我的博士导师丁夏畦先生曾教导我:“再难的问题,你总围着它转就一定能出一些相关的成果。”丁先生的话对我影响很大。
“我们正在等待着像汉密尔顿这样的权威学者的说法”
记者:有人说破解庞加莱猜想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来验证,您是否对验证充满信心?
朱熹平:我是有信心的。去年5月我去哈佛大学参加数学大会,本来会议只有3天,当时我与曹怀东已有一个基本成熟的稿子,这个稿子引起了丘成桐先生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又延长了5天时间向丘先生粗略地讲解了该稿。之后,在丘先生的推荐下,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希望我能在哈佛大学作详细讲解。我回到中大向黄达人校长请示并得到批准后,于2005年9月中旬再次来到哈佛大学。每周讲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直到今年3月中旬才讲完这一道数学题。讲的过程不仅是别人在审查你,对自己而言也是个检查过程。学术上的成果,论文发表还只是一个开始,要接受学术界的检验以及历史的考验。丘成桐先生公布破解庞加莱猜想这个消息,是要冒风险的,这让我十分感动。
记者:您一直强调您的成功得益于丘成桐大师的指点,您是如何与丘先生对话的呢?
朱熹平:丘先生是我最敬仰的前辈之一,我的成功转型得益于丘先生,名师指点非常重要。我第一次见丘先生是在1996年。1997年,我第一次与丘先生对话,一谈就谈了20天,与这么高水平的人对话不容易,能与丘先生对话对自己也是一个鼓励。与高手交流,对学者来说,是一个快速成长、少走弯路的重要途径。
记者:您在《亚洲数学周刊》上发表的论文据说全世界只有极少数人能看懂。
朱熹平:高深的数学很多人都看不懂,在刚开始时通常是这样。其实我们力求写得很清楚,能让大家懂。相信很快就会有许多人能看懂我们的论文。科学研究的真谛就是能让别人重复证明演绎过程。
记者:今年8月将在西班牙召开世界数学家大会,您和丘成桐等数学家将参加会议吗?
朱熹平:我们可能不会去参加。因为庞加莱猜想的最大贡献者之一、美国数学家汉密尔顿将在那个大会上就庞加莱猜想第一个作主要发言。汉密尔顿对庞加莱猜想的发言最为权威,至今对我们的工作持谨慎态度,还不敢下定论,因为任何学问都需要经受时间的考验。我们正在等待着像汉密尔顿这样的权威学者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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