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甘子钊强调，科学技术说到底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年轻同志应抓住精力充沛的时候多做具体科学工作，而不是学而优则仕，但现在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心态浮躁，把精力过多地放在非学术活动上。（《中国青年报》6月7日）

　　著名社会学家、上海大学教授邓伟志曾经指出，“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学术成就的肯定”。前任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在一次座谈会上，也对科技工作者热衷做官的现象进行了痛斥。

　　在我们这样一个弥散着浓厚的官本位思想的国家，科技界也有官本位现象本不足为奇，但是官本位之严重，可以说于今为烈。大量科研工作者千方百计要混个官当当。例如，大学里搞科研的教授、博导宁愿牺牲自己从事科研的宝贵时间，而去竞聘需要坐班的副处长，并在自己的名片上将副处长印在首位，然后才是教授、博导。

　　为什么现在一些青年科技工作者心态浮躁？某些科技工作者思想里确实有炽热的官本位意识，驱使他们竞走于仕途。但推究起来，现在什么都和行政级别挂起来，科研系统里严重的官本位体系，导致的资源分配本末倒置，才是根本原因。如另外一位院士所说，现在青年人才创新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很多大的项目都是所长、主任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人申请不到研究项目，只能给所长、主任他们打工；二是评奖是按照申请项目时的排序来评，年轻的科学家即使做了最关键的工作，评奖的时候也只能排在第十位、第十一位，甚至连署名的机会都没有。正是因科研系统内部充斥着严重的官本位风气，才导致一些科技工作者将做官当成追求的目标。

　　中国的科研体制一直在进行改革。但是，假如不能从根本上革除科研系统内部的“行政管理”，那么就很难取得成功。如果创新型人才得不到社会承任，他们就缺乏创新的动力与激情。没有创新的动力与激情，往往意味着科学精神丧失，必然导致科研行为不端，释放科研“卫星”，制造科学“泡沫”。

　　要引领年轻人创新，必须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而不是引导科学家们想要做官。在科研体制里破除官本位，改变官本位导致的资源分配本末倒置，是最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