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是会犹豫。凭良心说，我真的没有把握能够做出真正创新性的成果来。我现在哪里有创新的能力、激情和勇气？所以我想，最好不要这笔钱吧，要了会对不起国家的。但是，再想想，反正通常是5年以后才交账，钱用不好又没有人追究我的责任，而且总能找到交账的办法，比干别的风险小得多，最终还是会去拿。”（《科技日报》3月7日）

　　这是一位人大代表的矛盾心理：科研经费拿还是不拿？他坦承自己有“不拿白不拿”的利益诱惑，并且也直白地指出：科技界许多同行，同样也“先拿下科研项目的经费再说”。他的担忧正在于此：此次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明确提出，2006年科技投入要达到716亿元，还提出了今后5年重点发展的领域；但他很担心，像他这样“经不住诱惑”的科研人员大有人在，有限的科研经费如果耗散在对项目申请的场外争夺上，或者被过分集中于少数有名的科研人员身上，5年之后回首中国科技之发展，科技界能向公众与政府交出满意的答卷吗？

　　这位人大代表、科技界人士的话，一语道破了如今科研开发中存在的弊端：现在的科研投入模式依然有着浓重的计划色彩，拿到钱的人和实际上有能力创新的人之间，没有经过实质竞争。某些科技工作者变成项目管理者，从项目经费中不断获益，却无法做出真正的科研成果。国家缺乏足够有效的质量控制机制，来管理经费的流向与成绩的考核。

　　这实际上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举国办科研”的体制。它延续至今，与“举国办体育”、“举国办名校”一样，国家投入的经费并不算少。“举国办科研”中，政府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基本上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财政开支。政府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天性，使得科研经费的申报与拨给，被牢牢嵌入封闭的信息管道中。科层制的选拔模式让大部分基层科研人员对科研项目的评定参与无从置喙，即使有幸成为评审人员之一，他们也不敢多说话，担心一旦得罪申报者会带来恶果。

　　于是，就有了让那位人大代表忧心忡忡的“专家迷信和单位迷信”。举国体制以高度集中的资源，换取成果开发的高增速，也必然带来“把鸡蛋放进一个篮子”的巨大风险。资源掌控者，把前景寄予少数“拔尖人才”上，期望他们能迅速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理想回报。正如“举国办体育”把争夺奥运金牌的希望寄予几位名将上一样，功成名就的科学界人士、声名显赫的大研究机构，更容易获得项目和经费。由此产生的悖论是：规避风险的“倾斜强者”往往产生更大的风险，一旦几个科技名人在复杂多变的科学研究中有意或无意失手，所有的努力都会前功尽弃。

　　据韩国检察厅负责人3月6日说，韩国前首席科学家黄禹锡承认曾指使下属伪造干细胞样品，为震惊世界的“黄禹锡造假丑闻”再添新料。在韩国科技界对“黄禹锡造假丑闻”的反思中，“学术成果审核制度有漏洞”、“权威崇拜制造成黄禹锡权力失控”等内因，难道就不会在中国科技界“惟项目申报论”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