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在1949年成立時，可謂一窮二白，百廢待興。國家領導人和先輩，努力帶領著全國人民向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邁進。七十余年來，幾經風雨，篳路藍縷，以長以成。

　　現在無論是國內，還是在國際舞台上，中國已經不再是吳下阿蒙。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就令世界矚目。火箭沖天，衛星導航。航母四通，高鐵八達。大興水利，精准扶貧。環保有成，青山綠水。社會繁榮，百姓安樂。今日中國的寥廓大地，已開始呈現小康社會欣欣向榮的景象，和七十余年前先輩所見到的狀況迥然不同。這七十年來的成果，可以說是窮而后通。然而達亦會招忌。最近幾年，中國不少的高科技工業受到國外打壓，在一些領域已經面臨“危急存亡之秋”了。在這個時刻，我們必須嚴肅地面對事實，解決問題。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近代西方科學的歷史。西方科技的發展，源遠流長，千百年來，薪火相傳，大師輩出。人才薈萃於歐美數十間大學和研究所之間，相互交流，創意標奇，屢屢改變科學發展的航道，豐富了科技對於人類社會的應用。這些學問，並非一時一地所孕育，文化浸淫，往往達幾百年之久。文藝復興之后，意大利、英國、德國、法國、俄羅斯等先后領導世界科學，與他們獨特的教育和傳承有密切的關系。

　　數學科學是所有科學的基礎，沒有強大的數學基礎，就沒有良好的科技！

　　我們現在舉幾個例子來看看尖端的數學教育在幾個強國中是如何發展的：俄羅斯偉大的數學家柯爾莫哥洛夫（A.Kolmogorov）是現代概率論和動力系統的創始人，他一生致力於培養少年學生，二十世紀偉大的蘇聯數學家多出其門下。我認識他的學生蓋爾范德（I.M.Gelfand），此人學富五車，也是一代大師。有一年，蓋爾范德（Gelfand）在俄羅斯挑選了五個幼童，親自教導，之后，這五個幼童俱成為數學大師，有兩名成為哈佛大學教授。俄羅斯好幾個得到菲爾茲數學大獎的數學家都是在十二三歲時由名師指點學習成功的。

　　在日本，十九世紀以前的數學不如中國，明治維新以后，日本政府派大量學生到英國和德國最好的大學留學。高木貞治在十九世紀末師從當時最偉大的數學家希爾伯特（D.Hilbert）。回到日本后，在數論上作出極為杰出的貢獻，受到德國數學家伽羅瓦（E.Artin）和外爾（H.Weyl）的重視，在世界數學大會上嶄露頭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花了大量時間培養少年學生，據說他寫了十六本中學教材。1940年前后，日本突然冒出了一大批影響世界數學的大師，例如伊藤清在1938年的博士論文就開創了隨機微分方程的理論，在應用數學和工程學的貢獻，至巨至深。

　　我們在其他國家也看到類似的現象，更發現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具上進心又有好奇心的幼童，在良好的環境中由數學大師教導，他們會很快成長。學生不在多，從小有名師悉心教導，成長會特別迅速。

　　當今中國科技水平確實不錯，但是要領導世界科學發展，還有一段距離。為學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假如不能站在領導的地位，我們會永遠跟在人后，永遠會有被卡脖子的危險。要改變這個現象，必須從基層做起，而科學的基礎在於數學。數學必須要有優秀的領導人物。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最迅速的方法，就是尋找大師，培養優秀的幼童。

　　我幼年在香港農村生活，雖然未見識過有真知灼見的大數學家，但是受到父親研究西洋哲學史的影響，又加上當時在培正中學的老師，能生動地將數學解釋得清晰明亮，讓我從十三歲起，就有志從事數學研究了。我努力學習，但是始終沒有找到進入數學殿堂的門檻，直到二十歲時，離開香港，到了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得拜當代大師陳省身和莫裡（C.Morrey）門下，觀其學術言行，堂廡始大，感激遂深。

　　與我一起學習的同學，不少以后成為一代大師，這些都是得益於名師的熏陶，同學的激勵。在伯克利的學習雖然隻有短短兩年的時間，但它對於我以后的成長，有莫大的重要性。

　　我這一輩子隻有兩個心願，一個是成為大數學家，另外一個是提升祖國的數學，使它領導世界數學，進而建立完整的科技系統，這都是中國的百年大計。在國家的領導下，眾志成城，我有信心完成這個願景。

　　四十年來，我為中國努力培養人才，進行了多個項目，得到很多朋友的幫忙，他們竭心盡力，讓我能夠向這個目標一步一步地前進，我至為感激。現在國家願意給我們這麼好的機會，培養數學學科的領軍人才，清華大學上下又鼎力幫助，無論是為國家，還是為了世界數學的發展，我都願意盡我個人的綿力，完成這個領軍人才培養的計劃。

　　（作者：丘成桐，系國際著名數學家、菲爾茲獎得主、清華大學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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