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曉東,走向未知的十年

喻思南 趙竹青

2020年09月20日12:52  來源:人民網-科技頻道
 

編者按: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當前,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正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科學技術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強創新這個第一動力。

當前形勢下,如何改善科技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造活力?新一代科技工作者如何繼承老一輩科學家精神,肩負起新的歷史重任?近日,本網記者走近科研一線,通過科學家們講述的親身經歷探尋答案。

許曉東在實驗室工作。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供圖

許曉東是幸運的。他想做點不一樣事,半生無名,近乎被人遺忘,卻在科研生涯的末段,不經意中遇到了屬於自己的問題,並在10年長跑后,以一篇論文短暫來到聚光燈下。回顧這段面向未知的旅程,他承認這像一場冒險、一次命運的賭博,自己不值得學習,值得思考應是,如何讓熱愛科研的人有尊嚴地工作。而他,早已回到出發的原點:在充滿不確定的未知中重新摸索,他困惑、他享受,他相信,走向純粹的科研世界本就是這樣。

“許曉東是誰?”

“假的吧,上熱搜都是花錢買的。”聽到朋友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以下簡稱“西農”)在網上火了,劉夏燕下意識如此反應。沒日沒夜在實驗室與瓶瓶罐罐打交道,她實在想不出,學校什麼消息能鬧出這麼大動靜。

去年1月的一天,新浪微博上,“世界首例病毒中的朊病毒”的帖子,與明星八卦一起霸佔了熱搜榜,一度還排名非常靠前。帖子說的是一則原創發現,劉夏燕熟悉話題的主角許曉東,10年前,她與丈夫郁飛從美國來到西農生命科學學院,早他們不久,許曉東與妻子陳紅英從英國來此落腳。同為海歸,讓兩家多一分親近。

朊病毒是一類具有感染性的特殊蛋白。近40年來,科學家陸續在動物、植物、真菌和細菌中發現了它,但病毒中是否有朊病毒,一直不為人所知。2019年1月,許曉東課題組在《自然通訊》發表的論文,被認為是証明朊病毒廣泛存在的最后一塊拼圖。

劉夏燕為許曉東高興。這麼些年,作為同事兼朋友,她知道許曉東一直在默默研究大問題。消息出來后,同行問的最多的卻是“許曉東是誰?”這不奇怪,在生命科學領域,出色成果往往來自大實驗室,能發大文章的多少能混個臉熟。可即便在西農生命科學學院,不少人對許曉東的了解僅僅是,“做杆狀病毒的。”

那時,許曉東已年過半百,只是一位七級副教授,回國多年沒發幾篇文章,沒有行政職務,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一個非常平淡的人。

朊病毒被認為與老年痴呆病有聯系,這一潛在的關系,讓這則專業性極強的工作吸引到一些關注。然而,單單這一點,不足以有如此熱度,點燃網民討論的,是許曉東發表在QQ空間的一篇日記。

在知乎上,200多萬人瀏覽了話題——“西農許曉東組歷經艱辛首次發現「病毒中的朊病毒」,具有怎樣的意義?”網友情緒的焦點,落在這篇日記零星數語提到的科研經歷上。

這篇日記是2018年底,許曉東趁著投稿間隙寫的。透過日記,在高密度的專業詞匯之外,人們看到的是:一位在冷門領域堅持的原創研究者,一位有實力卻籍籍無名的副教授,一位申請不到課題、招不到研究生但依然前行的科研人員……

6萬多人瀏覽、370人轉發了許曉東這篇日志。劉夏燕回憶說,當時很多朋友在看,有發到朋友圈的,有轉到微信群的。老師轉給學生,學生轉給朋友,又傳到校外,光留言就有好幾頁。

這麼多人有共鳴,劉夏燕很有感觸:年輕時大多人有抱負,有做原創研究的夢想。可在現實面前,為了讓履歷好看些,為了出成果,做一些不喜歡也不擅長的研究,沒能守住初心。“大家被許曉東感動,其實又何嘗不是感慨,自己的青春在時光中漸漸流逝,了無痕跡。”

一年半后,在西農,記者見到了許曉東。他與陳紅英共用一間不大的辦公室,他身材不高卻很勻稱,穿著老款的黑色襯衣,說話有東北腔,朴實平靜的像個農民。問起那篇日記,他突然非常不好意思:“我習慣在QQ空間記錄實驗進展,也就學生看看。當時情緒所至,寫了幾句,根本沒想到有這麼多人關注。”

上了熱搜,讓許曉東猝不及防。他想趕緊把它冷下來。他擔心討論研究之外的東西,影響客觀評價成果。也正因為如此,剛開始網友在知乎提問,他偶爾會回答兩句,之后根本不敢摻和,躲得遠遠的。

媒體聯系採訪,他起初接受了幾次,后來能推拖的,他都委婉表示了感謝。他也沒有到各地談自己的工作,隻到過中科研微生物所和哈爾濱一所大學做過學術交流。

“為什麼不想大家討論自己?”

“我就是一個普通人。”許曉東緩緩地說。

不對等的冒險

西農位於陝西楊凌,是我國唯一在鎮上的985高校。隴海鐵路線穿城而過,西農南北校區各處一側。北京上學時,坐火車回四川老家,陳紅英無數次與西農擦肩而過。沒想到,2009年她才第一次踏入這裡,第二次來便是工作。

陳紅英是西農引進的海歸人才,許曉東笑稱自己是“人才家屬”,他們喜歡西農的安靜。此時,許曉東已過不惑之年,在接下來10多年中,他期待在這座西北小鎮上,做出點什麼。

做科研,從起步看,許曉東確實很普通。讀研究生,他在中國農業大學教授,后來評為中科院院士陳文新門下。入門沒多久,他興匆匆地告訴導師,自己想做點不一樣的東西。得到老師的鼓勵。起初,他信心滿滿,想用剛興起的DNA測序的方法,做根瘤菌分類。但受制於條件和學術能力,研究生3年他過得異常痛苦,感到“科研是一條不歸路”,他放棄讀博資格,當了科研“逃兵”。

轉做行政,許曉東得心應手,又值用人之際,在中科院微生物所5年,他連升兩級,從普通職員到科研管理處副處長,再到綜合處處長。那時他30出頭,輕車熟路后,他感到重復工作“挺膩歪的”,有時疲倦不堪,被壓抑的想做點新東西的念頭在心裡翻涌。2000年底,陳紅英聯系到英國雷丁大學做研究,以陪讀的身份,他跟了過去。

走出國門,許曉東開始了冒險。他一邊學習一邊打工,在大賣場掃地,在汽配廠開機床,拿著當地的最低工資,有時在人來人往中,在機器的嘈雜聲中,他出出神,想想頭一晚閱讀的文獻。

1年后,他在雷丁大學找了個技術員的崗位。兩年后,考上了博士。在科研這座圍城中了,進進出出,這次回來,他說:“自己心靜了許多”。

中科院微生物所黨委委員程萍與許曉東同齡。她由科研轉向管理,與許曉東路徑相反。她佩服許曉東的勇氣:“生命科學知識更新非常快,幾乎5年一個周期,不在一線這麼些年,重回科研談何容易。”

更大的冒險是科研選擇。讀博期間,在一次實驗中,他意外發現一個名為LEF-10的杆狀病毒蛋白信號異常,而且非常強烈。他以為實驗操作有誤,可無論他怎麼調整,異常依舊。

直覺告訴他,這背后肯定有特別的含義。他查遍相關書籍、文獻,沒有找到任何相關記錄。從英國到中國,他幾乎逢人就問有沒有見過這種現象,別人越說“沒見過”“不知道”,他越興奮,他想或許逮住了個新問題。

然而,他找人合作,別人聽完后客套回應:“現象挺有意思。”真要投入資源,又都沒有下文。這不難理解:僅僅觀察到現象不能說明什麼,即便費心做出解釋,很可能沒有任何意義。投入不小,收益看不到,這對科研,甚至對人生都無異於一場不對等的冒險。

沒有同行反饋,沒有研究借鑒,許曉東仿佛進入了一座沒有點燈的迷宮。哪裡是出口,有沒有出口?他毫無頭緒。在諸多可能的選項上,他選擇了最難的那一個。回國的頭幾年,他精力主要在看資料、琢磨,大部分時間不知道該做什麼,甚至想,“也許疑惑一輩子爛在肚子裡了。”

2013年整個暑假,他扑在顯微鏡上,一次觀察點醒了他,LEF-10可能有朊病毒。他要做的就是論証這一假設。鑒定朊病毒,國際上有較為成熟的體系,可這並非只是一層窗戶紙的距離。

許曉東團隊找到鑒定朊病毒的酵母系統。朊病毒研究頂級專家、美國學者蘭德爾·哈爾夫曼勸告他:“酵母系統很棘手,你們做不出來”。

美國專家的判斷並非沒有根據:全球做這套酵母系統的人源自同一個實驗室,有手把手的傳承基因。在紙面的操作流程外,還有太多不確定的因素,明明每一步都准確無誤,就是沒有結果。

很長時間,他茶飯不思,不吭聲在實驗室來回踱步,想到一個新方法,又悶頭和學生南昊重新設計,一遍遍實驗。他本想速戰速決,甚至暢想在2016年聖誕節,趕在國外期刊編輯放假前,把論文投出去。萬萬沒想到,單是穿過酵母這道壁壘,就用了4年。

2017年9月的一個下午,許曉東團隊完成了最后一項重要實驗,至此困擾10多年心結解開了——異常就是病毒中朊病毒在“作怪”。他覺得實驗得出的每一個數據,每一張圖都極為好看,科研生涯中,他的成就感從未如此飽滿。

許曉東在黑暗的迷宮中看到了曙光,也為病毒朊病毒研究中打開了一條縫隙。那個下午,他與陳紅英、學生南昊,憧憬著未來,聊科學、侃人生,不覺夜色已深。

許曉東和學生南昊在討論工作。王婷攝

經費隻剩下不足千元

許曉東很熟悉杆狀病毒,本來隨便做點什麼就能發些小文章,可他極少在這上面用力。他說,做這些隻能跟在別人后面,還沒做就知道有什麼結果。“別人做蘿卜,我換做白菜,實驗一樣,方法一樣,得出的結論毫無新意,無非証明蘿卜、白菜是可以吃罷了。”

“從早到晚,待在實驗室,本來就很枯燥。”他話不多,此時他停下來反問記者,“如果沒有未知的期待,天天如此不是很無聊?”

許曉東和陳紅英沒拿到過自然科學基金。到西農10年,他隻有3筆,共48.5萬元經費。其中,因為未能按時用錢,學校財務還罰了2萬元。他也是無奈:后續沒有經費,還在賬上的錢,能留一分是一分。

第一個3年,夫婦倆沒完成考核,陳紅英被領導談話,給予口頭警告。之后的例行考核,他們也基本剛剛夠及格線。

沒有項目經費,好幾年,許曉東帶不了學生。生物實驗操作要求眼到手到,又必須要有學生來做。他給記者演示,如何吸取1微升的液體,操作時,他肌肉記憶還在,精准完成已非常困難。

南昊曾是“三農研究協會”的項目總監,和團隊把社團做到全國十佳。以他的履歷和能力,找一個好工作不難。畢業后整整3年,他無名無分留在實驗室工作。有時候,還用兼職賺的錢,補貼買些實驗耗材。當時,許曉東無法招生,如果不是南昊挺身而出,研究可能中途流產。

無數個深夜,看到南昊在實驗室搗鼓,他給自己打氣:“為了南昊,也要把這項工作做下去。”論文發表時,許曉東把南昊寫在第一位。

在學生印象中,許老師溫和,口頭禪是“差不多就行了”﹔陳老師嚴格,注重細節,她一進實驗室,大家默不出聲。陳紅英很看重自己在藍耳病病毒上的研究,可為集中有限資源,她不得不調整研究方向,勻出點經費,維持實驗室基本運轉。

他們買不起好儀器,用不起貴的耗材,隻能一遍遍改進實驗設計,用簡單的、花錢少的實驗來驗証問題。採購離心管,經費充足的實驗室買的是幾十塊錢一支,他們挑十幾塊錢一包的,這樣,南昊還要一毛一毛地往下砍價。

南昊撿來磚頭,自己敲碎到合適的重量,來匹配實驗的配重。實驗每一步,他們都要自己動手解決,有的實驗反反復復做了上千次。實驗最緊張的一個月,南昊沒空說話,隻有每次在食堂打飯時,向食堂阿姨道聲謝謝。

發現病毒朊病毒是個大問題,他也自信團隊工作扎實,許曉東想沖擊《自然》《科學》《細胞》三大頂級刊物,當時西農在上面還沒有發表過文章。《科學》發表了一篇相似主題的文章,更增添了他的信心。他判斷:應該至少能送審。

然而,文章投出去后卻石沉大海﹔往下投給子刊,也因為研究的跨學科而顯得尷尬。持續了近一年,幾經波折,2018年,《自然通訊》接受了文章,2019年1月刊出時,距他回國已整整10年。

一些同行為許曉東打抱不平,沒發到三大頂刊,吃虧在名氣。他們又相信:發在哪裡絲毫不影響研究的價值。

說起這件往事,許曉東說,一開始有點郁悶,畢竟名利的世界,誰又能夠完全坦然面對。可后來一想,也沒啥,最大的快樂是消除了多年的疑惑,我品嘗過了。

文章被接受時,許曉東課題組賬面上剩余的經費不足千元。在那篇QQ空間那篇日記結尾處,他認認真真感謝了每一位給予過他幫助的人,寫道:“我們終究是幸運的,終於活著看見了今天的朝霞。”

“如果沒做出來,你會怎麼辦?”

“會等待機會,但我或許走不到終點。”許曉東回答的坦承而平靜。

“我不值得學習”

過去10年,是許曉東激情燃燒的歲月。他說,這個過程是遇到一些挫折,吃了一些苦,有過一些委屈,可也沒什麼了不起。“做科研是自由的,應該很快樂,我喜歡這樣。”

從發現自然現象到解釋原理,許曉東的研究很古典。這類研究,很長時間是天才和貴族的專利,在科研職業化時代,如果沒有興趣,幾乎做不下去。

到西農不久,郁飛擔任生命科學院副院長,幾年后成為院長。之於許曉東,他既是朋友又是領導,他了解許曉東團隊的工作,也明白看上去沒有實利的基礎研究的價值。然而,他始終為許曉東捏著一把汗。

“有人扎下去,一輩子都沒做出啥來。”郁飛的擔憂不無道理,何況比許曉東實驗條件好,精力充沛的年輕人很多,成果出得很快。如今,他正忙著籌建未來農業研究院,看到90后的工作,他覺得自己都有點像老人。

由於長期考核墊后,不時有一些質疑許曉東的聲音。閑聊時,郁飛常與人說起,許曉東夫婦家的車,節假日、周末都停在樓下,是想踏踏實實做研究的,如果是想混日子,哪裡不可以。

他的信心還來自許曉東教課良好的口碑。他帶的研究生課《高級生化》,總是在掌聲中結束。本科上過他《分子生物學》的學生,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讀研究生,回來都感謝在他課上基礎打得牢。

學生趙希旺說,無論多麼復雜的內容,許老師上課都能講得明明白白。他想跟著許曉東學習,便毛遂自薦“磨”進了的實驗室。

許曉東的理念是,教學生10分知識,自己就得有100分的水平。每次備課,他都會更新前沿進展,一邊溫習一邊琢磨。

他覺得自己並不值得學習,經歷也可能只是個特例。知乎上,一位網友寫道:許曉東團隊精神值得敬佩,但做科研不應鼓勵“用愛發電”。在這條帖子下,他點了個贊。

他不認為做科研要不講回報,甘於清貧。探索未知,運氣和努力一樣重要,不是每天吃咸菜饅頭,能吃苦耐勞就有做出東西。“為什麼不讓大家有尊嚴做喜歡的工作?”

倘若能夠時光倒流,10年前,許曉東很可能會做出同樣的選擇。雖然他非常清楚,在漫長的,看不到盡頭的迷宮裡,自己的條件不適合做長遠規劃。可一旦想到,短平快的工作偏離了主道,嘗到了甜頭,又跳不出來了,自己肯定不會這麼做。“這似乎冥冥之中,性格早已決定。”

文章發表后,中山大學醫學院一位教授看中了南昊,承諾他讀在職博士,開出了優厚的年薪,還保証他一年內申請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留在西農,學校雖然破例讓讀博士,聘為助理研究員,可其他各方面條件差太遠,南昊心動過,可他選擇留在許曉東實驗室繼續做研究。許曉東得知后說,“去了,或許更好。”

科研自身應該有一個世界

短暫走到聚光燈下后,許曉東回到原點,大部分時間,他沒有頭緒,就像10年前一樣,他要不停思考、看文獻,他想看看病毒中的朊病毒能做什麼。與LEF-10這個朋友相處了10多年,這個世界上可能沒有人許曉東更了解它。

新進展很慢,他很困惑,有時也倍感煎熬,更擔心,時間不等人,自己的精力跟不上。

他仍然沒有拿到自然基金。這讓一些同行很驚訝。他們認為,他在中科院做過科研管理,申請項目應該有些優勢。

他同樣面臨招不到學生的困擾。今年秋季,學校通知他沒有招生名額,一向溫和的他,硬氣了一回,丟下一句“你們就看著辦吧。”最終學校勻出了一個招生名額。這一輩子,可能就是帶南昊的短短幾年裡,他稱得上是博士生導師。

論文發表后,學校獎勵了研究經費,實驗條件比之前強多了,他和團隊依舊精打細算。記者到訪時,南昊正在仔細閱讀一套試劑產品的說明書。原來,整套產品要1萬多元,他在查閱哪些模塊是自己做不了的,隻選擇買其中的一部分。

他說,科研自身應該有一個世界,不應摻雜其它的東西。

闊別近20年,直到許曉東回中科院微生物所交流時,程萍才了解這位老同事的經歷。“如果沒有冒這個泡,學術界沒有幾個人能記住他,甚至沒人記得他也在這個工作上用力過。

早在他當了科研“逃兵”,轉做行政時,身邊很多人都判斷,許曉東不可能重新回到學術道路上來。論文發表后,有人問:“西農的許曉東,是中科院微生物所那位嗎?”

面對外界種種意見,許曉東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屏蔽,他有一個自己的小世界。他愛好廣泛,接觸到一個問題,就會鑽進去琢磨一段時間。年輕時,曾自學計算機編程。如今,這成了他的一門“手藝”,能幾天就架起一個網站。在英國,他寫了程序,在網上賣電子書,自己玩得挺開心。

回顧不長的科研生涯,他一直覺得,自己是幸運的、富足的,沒有遠超常人的天分,只是期望做點有創新的工作,而恰恰在不經意間找到了一個。能與妻子、學生一起共同努力,彼此成就,此生無他所求了。

2018年夏天,論文確定被《自然通訊》接收后,他到北京看望陳文新。陳老師已經90多歲了,師徒20多年沒見,他們聊了3個多小時,從工作到生活,出國到回西農,她詢問許曉東過往的點點滴滴。當天,天氣悶熱,陳文新凝神聆聽,當許曉東說起最新的研究時,這位昔日的恩師突然問道:“我記得,你不是說科研很苦嗎,怎麼最后又愛上了?”說完,她先笑了。

“你是陳老師喜歡的學生嗎?”

“看到老師笑的時候”,說著,他嘴角也露出一絲微笑,“我相信老師會這麼想的。”  

(責編:趙竹青、呂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