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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經濟學家嘗試用隨機對照實驗改變全球發展政策

宗華

2015年08月17日09:06    來源:《中國科學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隨機主義者能否消除全球貧困

  

  他們的目標從教育項目到交通事故的預防不一而足,而其偏好的方法是隨機試驗。

  試驗表明,提供獎勵能增加接種疫苗診所的到訪率。

  圖片來源:Esther Havens

  在由印度哈裡亞納邦管理的70家當地衛生診所中,開始接受一系列標准疫苗接種的孩子的父母可以從診所順手帶走1公斤的免費糖。如果父母保証孩子能完成注射,他們還能免費帶回家1升食用油。

  這些簡單的禮物是一項測試獎勵能否提升該地區貧困兒童持續低迷免疫率的大規模試驗的一部分。遵循著通常被用於測試藥效的隨機對照試驗(RCT)模型,科學家在免疫率最低的7個地區隨機指定了診所是否給予禮物。初步結果有望在明年出爐。不過,更小規模的試驗表明,這些獎勵很有可能起到作用。

  “我們已經了解到一些關於免疫率為何如此低的事情。”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Esther Duflo表示。“問題不一定在於人們反對接種疫苗。”她說,是諸如缺少時間或金錢等特定障礙,使他們很難陪孩子去診所。“你可以用一些小獎勵平衡這種困難。”

  這正是那些用嚴格測試社會項目功效的試驗變革經濟領域的研究人員的諸多見解之一。他們的目標從教育項目到交通事故的預防不一而足,而其偏好的方法是隨機試驗。因此,他們逐漸被人所熟知為“隨機主義者”。

  隨機主義者在全球發展領域尤其受歡迎。盡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援助中有約16萬億美元流向發展中國家,但關於這些資金是否改善了受助者生活的實証數據非常少。隨機主義者將他們的試驗視作一種產生此類數據並為政府提供促進發展、減緩貧困和聚集錢財工具的方法。

  進步和機遇

  至少從上世紀60年代起,RCT被用於測試社會項目的效果。不過,現代研究始於1997年。那時,公共政策領域最著名和最有影響力的RCT之一在墨西哥啟動。

  此項試驗起源於更早的3年前。當時,墨西哥總統埃內斯托·柴迪洛在一場經濟危機中就職並且指派經濟學家Santiago Levy設計一個旨在幫助貧困人群的項目。出於對傳統方法——諸如為玉米粉圓餅和能源等產品提供補貼——的懷疑,Levy設計了一個如果貧困家庭符合特定要求,比如到訪衛生診所並讓他們的孩子在學校就讀,便可向其提供現金支付的系統。“由於人們對我當時正在做的事情持批判態度,因此我想確保掌握一些數據,以便我們能進行一場有依據的辯論。”如今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泛美開發銀行負責戰略發展規劃的Levy說。

  巧合的是,Levy的試驗擁有一個天然的對照組。當時,政府正在按階段鋪開其支付項目,因此他能收集到被納入最初鋪開項目的村庄以及未被納入的對比村庄中的家庭的數據。在幾年時間裡,Levy團隊收集的數據表明,這個名為PROGRESA的項目進展得非常好。在參與項目的社區中,衛生診所的到訪率要比對照組高60%。同時,這些社區中的兒童患病率下降了23%,貧血症則減少了18%。

  這些數據有助於鞏固對該項目的支持。這個如今被稱為Prospera的項目覆蓋了墨西哥幾乎所有的最貧困人群,並且為拉丁美洲和非洲類似項目提供了靈感。

  “PROGRESA是首個得到嚴格評價的此類大型全國性項目之一。”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的智庫——全球發展中心致力於援助效果和衛生政策研究的William Savedoff表示,“如今,有條件的現金轉移項目在全球獲得高度評價。我認為,這是墨西哥經驗的直接結果。”

  風險投資

  隨機主義哲學的一個狂熱信仰者是蓋茨基金會工作人員、在2010年成為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署長的Rajiv Shah。他曾創建了一個名為發展創新投資企業(DIV)、旨在測試並放大針對發展問題的解決方案的基金,並且任命哈佛大學經濟學家Michael Kremer為科學顧問。Shah說,目標是通過証據的使用“使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領域”。

  從那以后,DIV投資了100多個發展項目,並且近一半涉及RCT。一個由兩名來自華盛頓喬治城大學的研究人員在肯尼亞開展的項目,測試了一種減少和小型公共汽車相關的交通事故的簡單方法。在Kremer看來,這種碰撞事故是威力不斷增加的主要“殺手”。“曾經有兩輛小型公共汽車相撞,導致40人死亡。”

  2008年,研究人員和1000余名司機共同在公共汽車上貼上督促乘客舉報魯莽駕駛的標簽。隨后,他們收集了來自4家大型保險公司的信息,並且發現,對嚴重事故的索賠在粘有標簽的公共汽車中減少了50%。DIV為開展一項更大型試驗——發現索賠減少了25%∼33%——提供了資金,並且再次資助近300萬美元幫助在肯尼亞擴展該項目。

  “真正巨大的勝利是在發展中國家或者公司、非政府組織改變它們的政策時。”Kremer說。不過,DIV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在於這類策略,或者說在一種場景中被証實有效的任何項目,能否被重新包裝和部署用於不同文化因素在起作用的其他國家。

  放大項目

  影響政策變化是全球創新基金的明確目標。該基金於2014年9月啟動,在5年間將收到來自英國國際發展部、USAID和其他機構2億美元的資助,並且遵循嚴格測試的DIV模型。從USAID借調過來的臨時負責人Jeffrey Brown表示,該基金已收到針對110個不同國家的項目發起的1800余份申請,並且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宣布第一批資助者。

  不過,此類機構依然僅提供了每年花在發展援助上的數十億美元的一小部分,更不用說政府在國內社會項目上所花費的上萬億美元。即使在將這種基於証據的架構納入考慮范圍的借貸機構,嚴格評價所覆蓋的投資比例也很小。

  在於2005年開始設置發展影響評價部門的世界銀行,接受正式影響評價——通過RCT或其他方式——的項目數從2003年的不到20個增至2014年的193個。其中,大多數覆蓋的是諸如農業、衛生和教育等領域。不過,評價部門負責人Arianna Legovini說,這仍然隻代表了世界銀行全部項目的15%。Legovini領導了一個由23位專職人員組成的團隊,並且擁有約1800萬美元的年度預算。盡管這些評價中有很多從長遠來看能收回成本,但一個限制在於先期投入:一項影響評價的平均花費在50萬美元左右。“如果沒有捐助者提供資金,這些研究就不會發生。”Legovini說。

  世界銀行正試圖通過直接和開展項目的發展中國家合作,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資源。自2005年起,3000多人參加了其舉辦的研討會和培訓課程,其中大多數人是從世界銀行接受資助的發展中國家政府官員。

  與此同時,世界銀行正不遺余力地評估影響評價項目本身。由Legovini及其團隊兩名成員開展的分析表明,相較於沒有進行過評價的項目,經過正式影響評價的發展項目更有可能被及時地推行。這或許是因為起初的設立、鋪開和監控都被給予了額外關注。

  此項發現對於單個項目來說是好消息,但對於很多RCT來說則是一個潛在的麻煩。在一種試驗場景中出現的正面效果可能會在項目被放大、由政府接管或所有額外關注消失時沒了蹤影。

  “現在一時流行的狂熱是讓我們進行試驗,如果它起到作用,我們將把它放大。”為影響評價和現有研究薈萃分析提供資助的國際影響評價行動華盛頓辦公室負責人Annette Brown表示。他認為,研究人員和政府或許應當在任何項目被放大時開展嚴格測試,以保証結果繼續適用,正如哈裡亞納邦政府目前正在做的。(宗華)

(責編:趙竹青、馬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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