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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

2013年08月03日01:09    來源:科技日報    手機看新聞
原標題:1918年,大流感在中國

  文·胡一峰

  流感困擾人類已久。上個世紀曾暴發了三次世界性大流感。其中,1918年那一次更是人類傳染病史上的大災難,共有4億人感染,佔當時全球人口的五分之一,死亡人數超過四千萬,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死亡人數還多。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的妻子就是在這場流感中病逝於華盛頓。

  那麼,這場大流感在中國的情況如何?當時的中國人又是如何抵御這場災難的呢?

  疫情全國暴發 上海死亡400多人

  1918年,中國從南到北多個地區都暴發了疫情。1918年5月,溫州有萬余人感染流感。6月,在廣東學校、郵政局雇員中首先發現了流感病人,緊接著,精神病院、神學院等地方也陸續發生流感。7月,雲南個舊突然暴發疫情,而且十分嚴重,絕大多數居民都患了病。其它地方的疫情也相繼暴發。北京疫情“傳染甚速”,上海死亡400多人。

  各地政府大都及時向上級匯報疫情進展。10月,承德政府向熱河省警察局遞交的一份文件中如實地報告了疫情的可怕程度。報告說,承德已經發生了流感疫情,而且疫情擴散的速度非常快……家庭成員中隻要有一人患病,其他家庭成員在短時間內就會被感染。如果不迅速採取有效的措施,疫情有可能失控。

  媒體也隨時向公眾通報各地疫情。翻閱那幾個月的《申報》,隨處可見相關報道。患病者普遍出現“足軟頭暈”、“身熱咳嗆”、“周身骨痛”等症狀。在有些地方,大流感一度被稱為“骨痛熱病”。

  疫情嚴重時,浙江紹興死亡人數高達10%,當時報載:“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貧苦之戶最居多數,哭聲相應,慘不忍聞。”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裝不知其數”。

  河南的情況也相當駭人,報上稱之為 “疫鬼正在高興的時代”。由於死人太多太快,棺材變得奇貨可居,價格不斷上漲,而且需預約訂做,排隊等候。辦理喪事用的白布被一掃而空,鄉間常見“白布滿村”的淒慘景象。由於白布供不應求,有時隻能以“麻紙”代替。

  地方政府發告示 建議服用“銀翹散”

  當時的中國尚沒有統一的衛生防疫體系,西洋的防疫技術雖然在上海等通商口岸有所應用,但遠沒有普及,中醫藥成為許多基層政府抵御流感的基本手段。

  在承德,地方政府給有流感病人的家庭發放中藥,組織民眾在房屋內噴洒石灰或石灰水,焚燒大黃和蒼術來消毒空氣的做法,並建議村民每天多食用綠豆冰糖粥以預防流感。

  定海知縣馮秉乾撰寫了《救治時疫之布告》,建議民眾服用“銀翹散”抵御流感。“銀翹散”是清代乾嘉時期名醫吳鞠通研制的名方,它在吳氏醫學名著《溫病條辨》中的地位猶如桂枝湯之於《傷寒論》。現在人們經常用來治療流感的“金花清感方”,就是以“銀翹散”為基礎方改進而成的。

  1918年11月6日,馮知縣的布告登在《申報》上。布告採取了“六言詩”的文體,琅琅上口、通俗易懂,稱得上公文的上乘之作。在布告中,馮知縣用老百姓聽得懂的“風瘟”來指稱這場流感。“主治宜銀翹散,有無咳嗽須分。藥味照方加減,初起服之極靈。”“人民有患此病者,不及延請醫生。趕緊照方買藥,速服自可安寧。”

  他還苦口婆心地叮囑民眾,銀翹散並不昂貴,萬不可因吝嗇而誤了性命。要注意衛生,“不可迷信求神,妄食香灰神水,轉致誤害己身。”

  疫區民眾奮力自救 紅會首次開展流感救援

  民間組織在疫情防治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上海的許多藥鋪開展了慈善施藥和義診。五洲大藥房向淞滬警察廳捐贈“十滴藥水”。普濟堂、復善堂等都開展了送藥活動。紹興同鄉會發出呼吁,號召同鄉發揚鄉誼,伸出援手,防止疫情蔓延,還向紅會等慈善組織求援。

  疫區的民間組織與外來救援者配合相當默契,主動提供當地疫情的基本情況,共同擬定防疫計劃。

  值得一提的是紅會。當時的紅會組織主要從事災荒救濟,流行病救助並非工作重點。但在1918年大流感中,紅會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開啟了近代中國紅會流感疫情救助的歷史。

  9月下旬,紅會在疫情嚴重的紹興地區成立了臨時醫院。從9月23日起,上午9點至中午12點,下午2點至4點,免費看病﹔急診患者,隨到隨看,不受時間限制。紅會還聯合中國濟生會等組織,組建醫療隊奔赴疫區發放“濟生丹”等防止“時疫”的中藥或西藥。

  當然,由於當時紅會實際力量薄弱以及交通不發達等因素,其救助范圍主要在總部所在的上海及周邊地區,對於稍遠一些的地方如安徽桐城等處的求援,隻能寄送藥物及藥方,無法派員前往。

(來源:科技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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