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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命病毒:再相逢能否從容

2013年04月12日08:58        手機看新聞

  2003年4月21日,由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與中國科學院北京基因組研究所合作研發出SARS冠狀病毒抗體?聯免疫檢測試劑,一小時左右即可獲得檢測結果。(新華社 王建民攝)

  科研之問

  2003年,芳菲4月,恰是SARS病毒肆虐之時。

  京城一片陰霾,籠在心頭、貼在臉上、飄蕩在口鼻之間。路人行色匆匆,惶惶不安。

  在順義空港開發區中科院北京基因組所(當時仍在籌建中)的實驗室內,博士生栗世鈾和他的同事正在進行SARS病毒的相關實驗。由於是活毒操作,他們必須穿戴三層防護服。

  防護服的悶熱與實驗室負壓的影響,令他的同事在做一個操作時出現了一個微小的失誤。在這裡,任何簡單的失誤都有可能是致命的。還好,他們很幸運,沒有發生意外。

  栗世鈾與同事經過簡單的手勢交流,又重新開始實驗。

  六七名成員,分兩組輪流做實驗。每一組中,兩人進實驗室操作,一人在外邊做檢測。實驗准備4個小時,實驗過程3個多小時。栗世鈾他們 吃住在單位,周而復始地忙碌著。

  這種狀態持續一周后,有人開始感到一種未有過的疲憊。“睡眠時間是夠的,隻不過工作強度很大,精神壓力也非常大。”他們沒有想到,這種煎熬延續了3個多月。

  “還好,只是3個月。”10年后,坐在《中國科學報》記者面前的栗世鈾已是副研究員,他在他狹促的辦公室裡向記者平靜地敘述往事。他忘不了那種致命病毒帶來的擾動神經的滋味。

  那時候,許多像他一樣的基層科研人員,被猝然卷入這場抗擊SARS的戰役之中。他們有詳細的實驗計劃,清晰到每一步的工作要求﹔有必勝的信心、明確的方向以及無形的壓力。

  雖無必勝的把握,更沒有什麼豪言壯語,但大家義無反顧。

  研究進展得很快,3個月就有了成果。科研人員建立起一套發現新的抗病毒小分子藥物的體系,並第一時間在國外期刊上發表。然后,隨著SARS感染者的減少以及國家加強了對病毒使用的管控,栗世鈾所在的組不得不中止了下一步的動物試驗。

  時年2月,中國官方正式對外發布在我國廣東出現的SARS疫情,宣告一場全國范圍內空前動員的防控戰役打響。

  從2002年11月16日廣東佛山第一人民醫院接診第一例SARS病人,到2003年6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將北京從疫區名單中排除,內地再無新增和疑似病例的報告,整個戰役歷時221天。

  國內針對SARS的大部分科研活動也基本遵循了這一時間規律,從一大批科研項目布局啟動,到2004年下半年國家叫停圍繞病毒的所有相關活動,歷時僅一年有余。

  SARS科研戛然而止,源於國家出於生物安全考慮而進行的緊急干預,根本原因則在於疫病的忽然消失。另一個客觀現實是,這種高度動員而又倉促實施的“依靠高科技防治”的策略,對於短期內的疫情防控並沒有產生實質性影響。

  科學的挑戰與對於科學問題的探索本沒有固定的時間表。針對SARS以及其他傳染病的科研活動,或因種種原因被中斷、擱置,卻沒有真正止步。

  10年前,我們倉促接戰﹔10年后,我們能否做到從容應對?這是所有人都關心的問題。

  “至今沒有治療SARS的藥物,診斷試劑、疫苗也很少”

  那一年,在醫院、企業、學校,在單位、社區、公共場所,構筑起一道道抗擊SARS的防線。人們小心戒備、謹慎應對。

  與此同時,科學家也在另一戰場進行著神秘而堅忍的戰斗。其中,中科院是迅速反應的科研國家隊之一。

  那段時間,中科院上海藥物所研究員蔣華良(現為該所副所長)隔三差五會被召集到北京開會。開會的主要內容就是催這些科學家盡快取得科研突破。有關方面甚至要求他們3個月拿出一種抗SARS新藥來。

  “3個月怎麼可能研制出一種新藥?”蔣華良被這種要求弄得啼笑皆非。最后被逼得沒辦法,大家想到能不能從老藥中尋找靈感。

  “老藥都經過臨床試驗,如果有能對抗SARS病毒的藥,可以直接用於臨床試驗,安全性有保障,效率更高。”蔣華良后來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解釋道。

  通過篩選,蔣華良他們發現一種名叫肉桂硫胺的老藥可能具有抗SARS作用。很巧,這種西藥在上世紀70年代曾被同所研究員、中科院院士金國章用於治療精神分裂症。老先生還存有樣品,而且樣品居然還有效。

  實驗結果令人欣慰,肉桂硫胺果然具有不錯的抗SARS效果。藥物所研究員白東魯立即合成了大量樣品。新藥的療效后經德國漢堡熱帶病研究所再次驗証。

  候選藥物做出來后,卻因為SARS突然消失而喪失了臨床試驗的機會,后來只是發了一篇文章。

  SARS發生后,是否有可靠的疫苗用於預防,一直是大家關心的問題之一。國家曾在科技攻關方面進行過疫苗研究的部署。疫苗研制成功后,也因為無法用於病人評價,不得不止步於臨床試驗。但一些技術、工藝儲備卻保留了下來。

  2004年,由於世界上發生了數起實驗室SARS病毒感染事件,國家科技部、衛生部聯合下發緊急通知,全面叫停有關SARS冠狀病毒的任何活動。由此,抗SARS藥物、疫苗、診斷試劑的開發均被擱置。國內與病毒有關的研究活動基本終止。

  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長、病原微生物生物安全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曹務春,親歷了那次轉折。他記得,不僅是病毒,帶病毒的標本也被全部銷毀。國家隻在軍科院和國家疾控保存有SARS病毒培養原液。他甚至有些擔心,現在10年過去了,那些被冷凍封存的SARS病毒是否還活著。

  有人提議,解凍少量病毒樣本用於科學試驗。曹務春笑言:“這不是某個科學家或研究機構能夠決定的事。”

  診斷試劑、疫苗、藥物的研發,無不依賴於疾病的存在以及由此帶來的市場需求。至今,真正讓不少科學家感到困惑的是,針對仍有可能出現的SARS以及其他重大傳染病,國家是否作好了必要的基礎儲備?一如藥物研發,常規情況下應按照市場需求進行,但救命的藥則不能全憑市場規律來辦。

  據蔣華良了解,至今,我國依然沒有治療SARS的藥物,疫苗、診斷試劑也很少。

  “高科技對控制SARS無能為力”

  SARS來勢洶洶,如何科學應對,成為當時政府、科學界和民眾矚目的頭等大事,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尋找科學防治的過程卻一波三折。

  SARS剛暴發,人們最關心的是治病救人,臨床專家成為科學防治的關鍵。然而人們很快發現,醫術精良的呼吸科和傳染科大夫,雖然奇跡般挽救了不少瀕死的生命,卻無法解開SARS的難題。

  同時,醫院裡也是危機四伏。由於缺乏聯防聯控機制,以及受“疫情內外有別”、“怕公眾知情而影響社會安定”等傳統思想束縛,疫情公開化不夠,謠言滿天飛,使病人越聚越多。后來,連醫院都成了傳染來源,醫護人員自身難保。

  2003年4月28日,受衛生部委派,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專家曾光(現為首席專家)有幸作為公共衛生專家的代表,到中南海為中央政治局領導作SARS防治的講座。

  他講的主題是:面對從未經歷過的SARS,怎麼防控才是科學的?

  “辦法隻有一個,就是做到疫情公開化,讓民眾充分了解疫情動態,並實施‘隔離傳染源、保護易感人群、切斷傳播途徑’的公共衛生措施。”曾光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回憶說。

  在他辦公室的牆上,至今仍挂著他當年講座時與國家領導人的合影照片。曾光向國家領導人傳遞的核心理念其實隻有一個:實施強制隔離、群防群治。這是國內外應對傳染病“百試百靈”的防治方法,“也是我國政府的強項”。

  后來,北京市根據曾光的建議,把醫院感染最嚴重的北京人民醫院封閉起來,有效控制了SARS在醫院傳染的勢頭。北京市還率先建立了屬地化管理的聯防聯控機制,一掃信息不暢、指揮不靈的弊端。

  公共衛生專家的意見開始受到重視並發揮作用。此前,人們更多地寄望於科學家在實驗室的研究。

  即便是現在,“依靠高科技防治”的聲音依然佔據重要地位。當時,公眾對於緊急研制SARS疫苗、新型抗病毒藥的呼聲鵲起,並立刻得到響應。

  一時間,科學家和實驗室成為被視察的重點對象,大量科研資金緊急到位。有關方面的心情尤為迫切,希望通過“大躍進的速度”來解決科學問題。

  “研究課題緊急立項,幾千萬的經費半天就要分完,根本沒時間論証研究的科學性與安全性問題。”曾光感慨道。

  科學問題欲速則不達,實驗室安全問題卻不期而至。2003年前后,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相繼發生實驗室病毒感染事件。世界衛生組織為此發出SARS將在近期卷土重來的警告。

  “國難當頭,我們的科學家竭盡了全力,但高科技防治的效果對控制SARS還是無能為力。”曾光說。

  “內行人都明白,研制SARS疫苗的難度非常大,藥物更不用說了,沒有很好的實驗條件和長期努力是拿不下來的。”

  不斷的失利,從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正在逼近傳染病科學防治的應有軌道:臨床救治、科技手段和科學防治觀本應該三位一體、缺一不可。此前,我國並不缺科學的防治觀及相對健全的防控體系,SARS使我們在公共衛生領域長久被忽略的東西得以回歸,不完善之處得以彌補。

  事實証明,正是由於採取了正確的科學防治對策,才使我們在SARS一役中得以迅速逆轉局勢並促成最終的成功。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

  SARS過去10年了,影響猶在。

  10年來,軍事醫學科學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所長曹務春及其帶領的團隊,是少有的把SARS研究延續下來的科研團隊。

  當年,為了抨擊國際社會關於“中國報告過度”的指責,這支研究團隊通過整合分析,既得出SARS在中國發病的准確數據,同時回擊了“過度”一說。

  此后,他們還在基因工程苗、檢測試劑的研發、改進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很多工作延續至今。

  在曹務春的帶領下,科研人員連續6年追蹤部隊醫院為數不多的五十幾例SARS病人。通過隨訪、觀察SARS傳播、轉歸的自然史,他們發現,SARS病毒感染者將不能獲得終身免疫,而且可能更容易被再次感染。

  這一發現解開了SARS抗體保護的時間之謎。研究成果就發表在去年的《免疫學雜志》上。

  “從國家戰略的角度靠,圍繞SARS的科研必須得做,而且要持續做下去。”曹務春對《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

  2012年11月,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主持搶救了一名從外地轉來的感染甲型H1N1病毒的孕婦。通過現有成熟的治療辦法,他們很快確定了病毒。13天后,對該孕婦進行檢測時仍發現有病毒存在,他們又用雙倍劑量的達菲等藥物進行治療,最終達到很好的治療效果。

  “這歸功於我們以前對於病毒的溯源研究做得比較好。”這位當年的“抗非典功臣”,在電話一端對《中國科學報》記者如是說。

  自從5年多前建立了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這些年來,鐘南山和他的團隊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接治一些不明原因的重症病人,找出這些疑難雜症的病原所在並分析其發病機制。

  他們還在抗體研究、呼吸力學研究、圍繞突發性公關衛生事件及傳染病造成的肺部損傷等方面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與實踐,收獲頗豐。

  “我們是醫療單位,不像研究所隻做源頭、公共衛生系統隻做傳播途徑,我們不僅要做前面的一些工作,還要解決具體的治療問題。相當於一條龍,從監測、預防到治療,從上到下都做。”

  在鐘南山看來,許多工作不是單純針對SARS,而是圍繞與SARS類似的突發公共衛生傳染事件,在病原學、傳播學、流行病學、機制與治療方面進行研究,並且“因為SARS而延續下來”。

  SARS的來源問題至今仍令科學界困擾和尷尬。雖然如此,鐘南山仍然指出,國內的一些單位如中科院武漢病毒所一直在做相關研究工作。這些研究產生的連鎖效應,已經被用於其他病毒的研究以及臨床治療上。

  鐘南山介紹,正如對於不明原因的發燒、感染、肺炎等,我國科學家在早期發現上已經能夠做到更加迅速准確地判明疾病來源。這從后來發生的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政府及相關部門能夠果斷應對、有效處置上可見一斑。

  在SARS病毒的傳播方式上,通過對SARS病毒飛沫傳播方式的研究,為臨床上的病人隔離、通風等具體醫護措施的完善提供了很多幫助。

  在治療方面,中國科學家已初步查清,SARS、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傳染性疫病真正的致病原因,是由於病毒啟發了人體免疫機制,產生免疫異常的炎症。為此,許多科學家正在嘗試研制一種免疫抑制劑,以抑制這種被稱為“細胞因子風暴式的反應”的過程。

  此外,無創通氣等措施在病人尚未發展成為重症肺炎或呼吸窘迫綜合征時的及時使用﹔用康復病人的血漿治療病人,以及以此為方向進行的“多能抗體”研究﹔相關傳染病疫苗的研發,這些研究都在進行。

  “實際上,我國科學家最后研制出了SARS冠狀病毒的疫苗,但那時候已經沒有病人了。禽流感發生后,我們也做出了疫苗,但應用不廣。而到了甲型H1N1流感流行時,由於疫苗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就被研制出來,所以能夠迅速用於預防治療,因此注射了約一億人。但現在專門研究SARS肯定過時了。”鐘南山說。

  鐘南山認為,圍繞SARS科研所產生的一系列理念、技術、政府投入管理的框架體系等,影響深遠。今后無論出現哪一種病毒,這套機制都會啟動並發揮積極的作用。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技術問題。”他一再強調。

  “3天拿出有效方案,我們基本能夠做到”

  SARS過去了嗎?也許是,也許不是。

  今年2月,中科院上海藥物所副所長蔣華良收到國家知識產權局的一個通知,詢問他的一個抗SARS病毒的基因專利是否還要繼續維護?該專利於2003年申請,目前一年的專利維護費用為7500美元。

  蔣華良告訴對方他不想再申請維護了,因為“維護了也沒什麼用處”。

  科學家的“落寞”讓人不禁想起10年前彌漫在科技界的一片狂熱。

  2003年SARS疫情乍一公布,很多人或出於責任,或出於興趣,無論專業對應與否,紛紛投入到相關研究中。這種情況在當時固然解決了不少問題,但多年后重新檢視,卻發現持續下來的研究少之又少。

  “我們國家就是這樣,隻有出現緊急情況、發生大規模感染時才會引起重視,從中央到地方全部一窩蜂地扑上去,上項目、投入經費,反倒是平時缺乏相應的積累。”蔣華良指出,這是一種既不科學也不正常的現象。

  中國工程院院士、醫學病毒學專家侯雲德介紹,SARS之后,國家在重大傳染病方面都有戰略儲備,隻不過很多內容涉及國家機密,不便對外公布而已。美國針對重大傳染病的戰略儲備被稱為生物防御,主要出於反恐需要。中國也有自己的生物防御體系,但主要用於預防。

  “不論疫苗還是藥物,有的、沒有的,中國都在儲備。”他強調。

  據中科院有關人士回憶,SARS暴發后,國家開始規劃擴建傳染病生物安全實驗室平台,中科院提出建設其中部分實驗室的想法。當時包括院內的人對此都持懷疑態度:科學院做什麼傳染病?

  雖有質疑,中科院還是在武漢病毒所建成國內首個生物安全四級(P4)實驗室。除了實驗室平台和隊伍建設,SARS之后,中科院還著手搭建了自己的傳染病應急網絡平台體系。

  “一旦有事,哪個所做什麼,都有明確的規定和要求。”該人士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說,“國家有需要,科學院就能做。”

  該人士同時強調,正因為有了SARS,才有了在傳染病防控上的全國協作的機制。

  最近一段時間,侯雲德有很大一部分精力忙於參加衛生部召集召開的幾個傳染病防控的會議。其中既有針對中東地區出現的新型SARS病毒的專門研討會,也有梳理SARS過去10年成敗得失的總結性會議。

  “國內雲南部分地區也有疑似肺炎病例的發生,國家正在密切關注,但是不是新的冠狀病毒仍有待確認。目前國外已發生14例,50%的死亡率。新的冠狀病毒與SARS冠狀病毒屬於同一大類。”2月底,侯雲德在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採訪時介紹說。

  作為國家傳染病重大專項技術總師,侯雲德現在仍然不敢拍著胸脯說中國已經儲備得很充分。“五大症候群、300多個病源,現在我們被要求不管是什麼,3天就要拿出應對方案。這對國家在重大傳染病方面的戰略儲備提出更高要求。”

  “3天拿出有效方案,不僅要求必須做到,而且我們也基本能夠做到。”

  “現在,我國應對重大傳染病的能力雖然有了很大提升,但一旦發生疫情,公眾還是會恐慌,各級領導還需要親臨一線指揮調度,扑滅疫情在某種程度上仍取決於領導人的意志與決心,而非防控體系的完備與有效運轉。”曹務春說,“我們離‘從容應對’的狀態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這種狀態是他向往的傳染病防控的至高境界。(張林)

  通過監控器拍攝的科研工作者在SARS疫苗實驗室工作。(新華社 樊如鈞攝)

   來源:《中國科學報》

(責編:袁博(實習)、馬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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