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章元：垃圾焚燒--務必考慮環境承載力

　　多年來，我國垃圾一直以填埋為主，至今尚未進入良性循環狀態，以致造成目前我國很多居住區被垃圾層層包圍。垃圾處置場已成為地下水的污染大戶，周圍常常形成高發病區，污染糾紛也在迅速增加。

　　為了減緩垃圾填埋污染的壓力，一些地方環保部門參考了發達國家的做法，擬引入垃圾焚燒處理法。然而，研究表明，如果盲目照搬，可能會誤入歧途，出現更大的污染隱患，甚至帶來災難性后果。因此，如何更加科學地掌握這個平衡點，已引起了人們的熱切關注。

　　垃圾焚燒關鍵在管理

　　垃圾焚燒法最突出的優點是佔地面積小和減量化好。目前有些發達國家已摸索出不少經驗，制造出比較先進的焚燒設備，針對我國的國情恰當引入，並結合國內一些制造商已取得的研究成果，必能促進我國垃圾處置工作向前發展。但是必須防止其弊病，避免重蹈國外諸多慘痛教訓之覆轍。

　　垃圾焚燒的主要弊病是耗資大以及產生大量有害廢氣、粉塵和灰渣（其飛灰和二惡英屬於危險廢物）。對於前者，需要根據我國財政實力，可在確有余力地區有計劃地發展﹔對於后者，就需要十分科學嚴謹地策劃，杜絕盲目行動。

　　應當說，在有一定環境承載力的地區，若引入較為先進的焚燒設備，加以嚴格的管理制度，能保証焚燒設備的正常運行，是可以發揮出垃圾焚燒法的優點的。

　　但是，當前我國存在著許多認識上的分歧，正影響著我國垃圾處置工作的進展。一些民眾由於對二惡英的陌生，表現出過於緊張，盲目隨從反對，給政府部門工作的開展增加了難度。一些焚燒設備制造商和一些項目承擔人員則過分夸大垃圾焚燒技術，認為“垃圾焚燒無任何污染”，甚至“焚燒爐還能減少垃圾中的二惡英”，“發達國家都是把垃圾焚燒廠建在都市中心區”，似乎成了一種能淨化環境的好方法，不存在選址問題。這種過分地宣傳會適得其反，更增加民眾的不信任感。

　　對於民眾的陌生，可由政府出面組織民眾進行社區學習得到解決。但是，當前我國不少管理部門確實存在簡單粗劣的工作方式，在並不具備條件的人口密度過大的地區強行建設垃圾焚燒廠，採用簡單壓服而非耐心說服的方式。有些管理人員甚至自身缺乏相關知識，無法給民眾作有針對性的講解，而是強硬地“執行任務”，這屬於管理不當。

　　選址應考慮環境承載力

　　所謂環境承載力，是指能夠消納所排放的污染物並使該地區保持環境質量達標的能力，與通常所說的“環境容量”概念大致相同。環境承載力是規劃建設的環境基礎和基本立足點，垃圾焚燒廠的選址首先應檢查該地區的環境承載力。

　　在建設垃圾焚燒廠的地區，當焚燒設備運行后如能始終保証該地區環境質量達標，則証明這裡具備相應的環境承載力。如果在建廠之前就已超標，那麼這裡就不具備環境承載力，不應再增建任何可加重污染的工程。

　　目前，我國環境形勢十分嚴峻。已有許多地區的水、氣、土出現嚴重超標，尤其是近年來出現了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s）超標的新問題，已成為民眾發病率猛增的主要原因。值得深思的是，我國發病者在迅速年輕化、嬰兒化，甚至出現生育能力的迅速下降，許多地區已不具備環境承載力，或承載力十分薄弱。

　　垃圾焚燒產生的二惡英具有不可逆的“三致”毒性，如可能會引起生殖缺陷類病症、器官結構傷害，還可能造成兒童的免疫能力、智力和運動能力的永久性障礙等。這些症狀恰恰與我國當前民眾高發病種相近。尤其是它在活的生物體脂肪中積累的特點，已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

　　現代醫學的發展証明，即使在低濃度下，這些難降解的有毒污染物也可能對人體健康和環境造成嚴重的甚至是不可逆的影響。隻要“超微量”的劑量就可能產生危害，對於嬰幼兒的損害更明顯和無可挽回。

　　當前，POPs已成為民眾發病率升高的罪魁禍首。因此，對於POPs而言，其環境承載力計算必須比一般污染物嚴格得多。

　　垃圾處置選址的關鍵因素

　　環境承載力的下降，必然造成工程選址問題上的困境。鑒於二惡英的毒性特征，垃圾焚燒廠的選址問題已成為當前國內環保問題爭論的焦點。

　　尤其是與垃圾填埋場建在一起的焚燒廠，由於附近居民已受到不同程度的垃圾填埋污染的影響，民眾對此呼聲最為強烈，紛紛要求新建焚燒廠遠離居民點，以防止焚燒廠運行后增強污染程度。

　　而按照一些焚燒項目承擔者、研究者或設備制造者們利用常規物理模型計算，以目前最先進技術設備的排污強度計算，達到歐盟標准（0.1ng/m3）的落地濃度處的距離還不足100米。

　　假定這種計算無誤，也與實際的環境安全距離之間有較大差距。應把這個計算值乘以一個安全系數。而該系數與污染毒性程度、焚燒設備的先進程度和工程的管理水平等因素密切相關，其影響程度應作如下分析。

　　一是毒性影響。二惡英和飛灰均屬於危險廢物，並有生物累積效應。二惡英的半衰期為14∼273年，至今連其作用閾值都無法計算出，足以說明其影響之大。即使“超微量”也能產生危害，其累積效應是最大的影響。

　　二是管理狀況影響。我國目前對環保設施的管理有不少處於鬆散狀態，許多環保設施企業為了節省開支而常常出現非正常運行狀態。如有些污水處理廠常常不能正常工作，甚至變成污水中轉站。

　　三是參考國內外實踐。日本的野友先生對10年中癌症死亡調查統計結果發現，在垃圾焚燒場約1.2公裡半徑以內地區的死亡人數，比1.2公裡半徑以外地區的死亡人數多1.2倍﹔德國把焚燒廠邊界至居民區距離定為1公裡﹔英國科學家歷時11年對9565個垃圾場附近出生的820萬個嬰兒進行調查，發現缺陷類病態的嬰兒比外圍明顯增多﹔北京有些大型垃圾填埋場周圍1.5公裡內已出現高發病村，十幾平方公裡內地下水已不能飲用。

　　綜合上述因素，與垃圾填埋場建在一起的焚燒廠周圍至少1公裡內將不可能是安全的，必將出現較為嚴重的高發病區。

　　此外，風向問題也是多年來環保法規制定中不可忽略的因素。一個污染源的上下風向之間，其濃度之差十分明顯，在工程選址時必須區別對待。不可簡單地看成平均的靜風態。我國環保管理部門在垃圾處置的環境安全距離制定中，危廢焚燒爐起初被定為1000米。后來由於各級管理者反映選址困難，又先后降至800米和700米。過多照顧了管理上的方便，必將造成我國環境質量的相繼惡化，造成環境承載力的不斷下降，最終的結果是廣大民眾發病率的迅速上升。

　　將垃圾變成再生資源

　　生活垃圾中大多數成分是可再利用資源。按照循環經濟的思維方式，垃圾處理的發展趨勢應是綜合再生利用處置。即先把垃圾分類，再將不同類別的垃圾作為一種再生資源利用起來，逐步進入良性循環。

　　因而，應大力加強對垃圾再生利用的研究。多年來，國內外已涌現出不少環保觀念較強的企業和環保熱心者，他們長期堅持，摸索出較為可行的垃圾處理方法。目前有的已可消納80%以上體積的垃圾。而發展垃圾的可再生利用，有待於政府的決心和作為。

　　公眾參與是我國環保工作的基本出發點，隻有動員廣大民眾積極參與，才能看到我國環保事業的希望。民眾應當積極支持政府為保護環境作出努力，如支持政府的垃圾分類工作，支持政府的垃圾焚燒研究試驗工作。

　　我國從垃圾分類到各類垃圾資源的綜合利用已提出多年，但進展極其緩慢，其原因何在？經多年調查研究認為，並非技術問題在卡殼，而主要是管理上的不作為，尤其政府部門主要負責人的重視程度不夠，讓具體工作人員和廣大環保志願者左右為難，一再挫傷其積極性。因此，加強垃圾處置的管理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