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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藝卷】我國現代茶業的奠基人──當代“茶聖”吳覺農
(1897─1989)
汪莘野 
  2005年09月13日15:30 【字號 】【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吳覺農,著名農學家、農業經濟學家、社會活動家。我國現代茶業的奠基人。著作甚豐,所著《茶經述評》是當今研究陸羽《茶經》最權威的著作,被譽為當代“茶聖”。最早論述了中國是茶樹的原產地。創建了我國第一個高等院校的茶業專業和全國性茶葉總公司,又在福建武夷山麓首創了茶葉研究所,為發展我國茶葉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吳覺農,原名榮堂,浙江省上虞縣人,出身貧民家庭。在上虞縣巽水小學畢業后,考入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1916年畢業。1919年在“五四”運動新思潮的影響下,他從青年時起就立志為振興祖國的農業而奮斗,故更名“覺農”。

  他在求學時,即深知我國茶葉歷史悠久,是主要出口的農產品之一,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舊中國統治腐敗,經濟落后,茶葉事業日趨衰退。為學習先進科學,振興茶業,他於1919年考取了由浙江省教育廳招收的公費留學生,赴日本農林水產省茶葉試驗場學習。

  1922年回國,原想在茶業工作上有所作為,但因當時軍閥混戰、政局動亂,而壯志未酬。他曾在安徽蕪湖省立第二農校任教員﹔辦過浙江省的合作事業﹔經營過上海市的園林場﹔在家鄉上虞集資創辦茶場,想搞機械制茶,但因資金不足和缺乏經驗而失敗。真心使他走上為實現振興中華茶業理想之路的是他應鄒秉文先生(時任上海商品檢驗局局長)的邀請,籌辦茶葉出口檢驗開始的。他認為,對茶葉實行出口檢驗,雖只是消極地限制次劣茶葉出口,但也不失為是一種改進產品質量的辦法。此后,他積極從事改進茶葉產制工作,他的活動能力很強,爭取到當時的行政院農村復興委員會的支持,組織和參加了對各省主要產茶區的茶業調查,撰寫了《改善華茶之新氣運》、《華茶俄銷問題》、《華茶銷美新展望》等重要文章。他和胡浩川合著的《中國茶業復興計劃》一書,揭露了茶葉對外貿易中洋行和洋庄、茶棧的壟斷操縱和派生的通事、茶號、水客的重重剝削﹔反映了茶農的悲慘處境﹔還論述了在茶葉運銷中所暴露出來的舊中國的腐朽和落后。

  為辦好茶葉出口檢驗工作,他多方奔走,協調中央有關機構和各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關系。先后在江西修水、安徽祁門、浙江嵊縣三地建立茶葉改良場,在開創初期兼任場長。在他的推動下,湘、鄂、閩、滇、川、黔、粵等省相繼成立了茶葉改良試驗場(所),對茶葉改進事業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1934∼1935年,吳覺農爭取到實業部的資助,曾先后到印度、錫蘭(今斯裡蘭卡)、印度尼西亞、日本、英國和蘇聯考察,還到了當時被日本侵佔的我國台灣省。回來后撰寫出版了3份考察報告,大力提倡吸取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經驗。

  1937年我國最大的茶葉口岸──上海淪陷,茶葉生產、收購、銷售體系被打亂,把分散在各省農村的數萬噸零星茶葉加工成箱茶集中交貨已不可能。迫於戰爭形勢,他建議實行“統購統銷”,1938年6月,財政部貿易委員會頒布了《管理全國出口茶葉辦法大綱》,根據這個辦法,他代表貿易委員會赴產茶省,成立茶葉管理處(局),組織茶葉的生產、收購、加工和運輸。

  1938年,在抗日戰爭期間,蘇聯對我國提供了不少軍用物資,我國則以茶葉作為主要易貨商品,但由於談判不力,拖延不決。后由吳覺農代表貿易委員會和蘇聯商務代表談判,順利地簽訂了第一個易貨協定。

  抗日戰爭期間,國內口岸淪陷或已喪失易貨能力,港英當局又不允許當時的中國政府在香港設立官方機構──貿易委員會為辦理茶葉出口,隻好用富華貿易公司的名義,而吳覺農則以貿易委員會專員兼香港富華公司副總經理的身份,組織全國茶葉運集香港,履行對蘇易貨和對外推銷,1938─1939年間,華茶外銷躍居我國出口農產品中的第一位。

  吳覺農認為,振興茶業必須造就大量的專業科技人才。他的這一主張得到了當時復旦大學教授、教務長兼法學院院長孫寒冰的支持,並向代校長吳南軒作了匯報,征得貿易委員會和中國茶葉公司同意,於1940年撥專款在重慶復旦大學創設了第一個茶業系,他兼任教授和系主任。

  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中國茶葉公司的業務處於停滯狀態。可是,吳覺農對抗日勝利則充滿信心,時刻不忘為戰后的茶葉恢復和發展作准備,他擬訂了一套茶樹更新計劃,為貿易委員會和茶葉總公司接受,並落實了經費在大后方主要茶區進行更新工作。同時,在他的建議下,由他率領一批有茶葉技術專長的青年人離開重慶,1941年在福建崇安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個茶葉研究所,親任所長,開展了對茶的系統研究。

  1945年吳覺農回到上海,在朋友的邀請下,參加並組織興華制茶公司,任總經理。不到兩年,公司費盡心血產制出來的箱茶全被官僚資本集團掠吞,公司無法生存。但吳覺農仍想對茶葉事業有所貢獻,便從台灣購得茶機,從小型機制茶廠作試驗,1947年在杭州辦起之江機械制茶廠,在經營和技術上都取得了不少經驗。

  吳覺農畢生追求進步,衷心擁護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為黨做了很多工作。早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他同胡愈之、鄭振鋒等七人在《上海商報》發表公開信,對國民黨的血腥屠殺提出了義正詞嚴的強烈抗議,周恩來稱贊這一行動是“中國正直知識分子無畏的創舉”。在白色恐怖時期,他不顧自身安危,在家中掩護了劉鼎、吳先清等共產黨人。

  “九·一八事變”后,吳覺農積極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在重慶參加了由王昆侖、王炳南、許寶駒、陽翰笙、屈武等人發起的“中國民主革命同盟”,為團結國民黨軍政各界上層人士,起到了重要作用。

  解放戰爭后期,他同金仲華等通過“經濟團體聯誼會”、“科學工作者協會”等群眾團體,宣傳大好形勢,穩定科技、工商界上層人士,使他們消除顧慮迎接解放。

  1949年秋,吳覺農到北京參加了全國政協第一次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他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兼任茶葉公司總經理,很快建立了較完整的茶葉產銷體系。迅速簽訂了與蘇聯的茶葉貿易合同,並積極組織茶葉收購工作,推銷積存陳茶,配合中央恢復經濟,扶持大城市工業生產的方針政策,利用“壓資訂機”大力訂購茶葉機械,為適應對蘇貿易,推行茶葉改制(綠茶改紅茶)。同時,聯絡有關部門組織、建立和擴大茶業教學、科研機構,改進產制運銷技術管理,促進了新中國茶葉事業的發展。

  1952年卸任農業部副部長之后,從未放棄過對茶葉生產和科研的關心。50年代后期主動向周恩來總理要求去中國農科院茶葉研究所工作,雖未能如願,但已足以體現出他對新中國茶業和茶學的熱愛。20多年來,他服從工作需要,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和愛國統一戰線活動,歷任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三屆政協副秘書長,第五、六、七屆政協常委﹔1949年參加中國民主建國會后,歷任第一、二、三、四屆中央常委,1988年改任民建中央咨議委員會副主任,為推動社會主義的建設與發展,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作出了積極貢獻。

  “文化大革命”中,他雖受到沖擊,但從不計較個人恩怨,愛國、愛社會主義的志向始終不渝。粉碎“四人幫”后,他表示,再也坐不住了,一定要在有生之年為茶葉事業貢獻余熱。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吳覺農已80歲高齡,但仍熱心參與茶業考察和學術活動,深入南方重要茶區商討發展茶葉生產,提高茶葉品質,積極撰寫論文,對出口創匯作了宏觀管理改革意見的論証,利用各種渠道提議案和建議,其中有不少都被採納並付諸實施。

  1956年后,他歷任中國農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名譽理事長、顧問等職,1978年起歷任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1989年於北京逝世。

茶樹種源研究的帶頭人

  茶原產於中國而后傳播於世界。但在舊中國很少有人研究茶樹的原產地問題,國外學者認為茶樹原產地不在中國。早在1919年,吳覺農留學日本期間就注意收集資料,回國后專心研究,於1923年撰寫了《茶樹原產地考》,該文對茶樹起源於中國作了論証。這是自有文獻記載以來第一篇運用史實駁斥英人勃魯士(R·Bruce)於1826年提出“茶樹原產於印度”的觀點﹔該文同時也批判了1911年出版的《日本大辭典》關於“茶的自生地在印度阿薩姆”的錯誤解釋。

  半個多世紀后,吳覺農於1978年在昆明又發表了《中國西南地區是世界茶樹的原產地》一文。他認為,茶樹原產地是茶樹在這個地區發生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既包括它的祖先后裔,也包括它的姊妹兄弟。因此,他應用古地理、古氣候、古生物學的觀點研究得出,我國西南地區原處於勞亞古北大陸的南緣,面臨泰提斯海,在地質史上的喜馬拉雅運動以前。這裡氣候溫熱,雨量充沛,地球上種子植物發生、滋長,不斷演化,是許多高等植物的發源地。茶樹屬被子植物欄門(Angiospermae),茶亞屬、茶蛆,是茶系中的一個種。通過植物分類學系統,可以找到它的親緣。山茶科植物共有23屬,380余種,分布在我國西南的有260多種。就茶屬來說,已發現的約100種,我國西南地區即有60多種,符合起源中心在某一地區集中的立論。其次,吳覺農認為,喜馬拉雅運動開始,我國西南地區形成了川滇縱谷和雲貴高原,分割出許多小地貌和小氣候區,原來生長在這裡的茶種植物,被分別安置在寒帶、溫帶、亞熱帶和熱帶氣候中,各自向著與環境相適應的方向演化。位置在河谷下游多雨的炎熱地帶,演化成為撣部種﹔適應河谷中游亞熱帶氣候演化成雲南─川、黔大葉種﹔處於河谷斜坡溫帶氣候的,則逐步篩選出耐寒、耐旱、耐蔭的小葉種。隻有我國西南地區才具備引起種內變異的外部條件,但都是同一個祖先傳下來的后代。

  吳覺農從茶種親緣關系和茶樹種內變異類型的演化以及從地質變化,論証我國西南地區是茶樹原產地中心的學說,引起國內外茶學工作者的濃厚興趣。

  繼他的文章發表后,國內外學者發表了不少有關茶樹原產地的論述,庄晚芳推斷雲南是茶樹原產地的中心,四川、貴州、越南、緬甸和泰國北部是原產地的邊緣。陳興瑛等根據實地調查和研究,發現了許多野生茶樹,認為其中的巴達大茶樹是最古老的,是雲南大葉種茶樹的原始型,提出雲南是茶樹的原產地,雲南西南部的原始森林地區可能是原產地的中心。日本學者志村橋和橋本實,根據細胞遺傳學、植物形態學對茶樹方面的研究,認為茶樹原產地在中國是有科學依據的。

  在茶樹原產地研究中,吳覺農除批駁了以勃魯士為代表的原產於印度的觀點外,還批駁了印度尼西亞的科恩·斯徒(Cohen Stuart,1919年)主張“大葉種和小葉種分屬於兩個不同原產地”的“二元論”,美國威廉·烏克斯(Willian Ukcrs,1935年)主張“凡是自然條件有利於茶樹生長的茶區都是原產地”的“多元論”,以及英國艾登(T·Eden,1974年)主張茶樹原產地既不在中國也不在印度的“源出無名高地”的“折衷論”等多種觀點,把原產地的研究引向深入。

《茶經述評》是具時代意義的新《茶經》

  《茶經》為唐代陸羽所作,成書已1200多年,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為中外學者所重視,書中對茶葉歷史、茶樹種植、茶葉制造以及煎、煮、飲用、茶效等都有詳細論述,至今仍有參考價值。但原文比較古澀,不易看懂,有的內容值得商榷,吳覺農花了多年時間鑽研《茶經》,於1987年寫成《茶經述評》。

  《茶經述評》有譯注,有評論。譯注通俗易懂,評論富有新意,肯定優點,指出不足,同時在理論上以科學說明,又以發展的眼光對茶葉研究提出新課題,為進一步研究茶葉提出了方向。

  《茶經述評》比《茶經》增加了不少新內容,如茶樹原產地、茶葉的傳播,以及種茶、制茶、飲用等,自唐迄今的演變與發展,從經驗到理論均作了全面的系統總結。

  《茶經》中雖列舉了不少唐以前的茶葉史料,但也有遺漏,《茶經述評》對遺漏的重要資料作了補充,並將唐以后歷代茶葉專著作了扼要介紹,集茶葉專著之大成。此外,《茶經述評》還補充了“歷代茶政沿革”,指出茶政對人民的危害,為研究茶史提供了方便。

  《茶經述評》最后提出,當前茶葉研究最迫切的問題是實現茶葉生產現代化。這本專著有科技知識,有歷史資料,既評述了陸羽的《茶經》,又兼及其他古農(茶)書,是一部研究中國古代茶文化的巨作。陸定一特地為之作序,他說:“吳覺農先生的《茶經述評》就是20世紀的新《茶經》,吳覺農先生畢生從事茶業,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態度嚴謹,目光遠大,剛直不阿。如果說陸羽是‘茶神’,那末說吳覺農先生是當代中國的‘茶聖’,我認為他是當之無愧的。”

致力於茶葉經濟研究 為繁榮茶葉事業作貢獻

  20年代,吳覺農用階級觀點論述了中國的農民問題,發表了《中國的農民問題》(1922年)、《庚子賠款與中國農民》(1924年)、《農民運動的意義與方針》(1927年)等著名論文,其中《中國的農民問題》曾被毛澤東選用作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培訓教材。

  他以剩余價值理論作指導,大量論述了中國茶葉經濟問題,出版了《中國茶業復興計劃》和《中國茶業問題》兩部具有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茶學名著,指出:“洋行敲詐茶棧,茶棧壓迫茶號,茶號受到雙重剝削,又循環轉嫁到茶農身上”,“長此以往生產無法發展,技術無法改進,華茶又怎麼能不衰落呢?!”為此,他設想在茶葉生產領域,舉辦茶農生產合作社﹔在流通領域由國家直接運銷國外。在他的推動下,皖、贛兩省成立了“皖贛紅茶運銷委員會”統管運銷﹔實業部採納了他的建議,由部牽頭,皖、贛、浙、閩、湘、鄂等省聯合集資,成立了官商合營的全國性茶葉公司。

  1978年吳覺農在研究世界茶市后,親自對雲南、貴州、廣東、廣西、四川等省(區)茶業資源作考察,主張大力發展紅碎茶。他認為,世界茶葉總銷售80多萬噸,90%以上是紅茶,而紅茶中98%以上是具有濃、強、鮮的品質特點,和香味很濃的紅碎茶,行銷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是銷路廣闊的大宗茶類,而且世界的年銷量正以2%的速度增長,發展紅碎茶,擴大出口創匯意義重大。據此,他提出在南方建立生產基地。1978年發表《關於發展雲南、廣西、廣東及海南島等地紅碎茶生產的前景》文章,並向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提出建議﹔同年,提出《關於由國家貸款扶持公社茶園和籌建茶廠發展紅碎茶的建議》,由全國政協轉國務院主管部門。同時,在農業部召開的中國農學會和各分科學會上,他作了《跟上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紅碎茶》的發言,隨即作為建議,由中國農學會轉呈中央。他積極撰寫了《略談茶樹原產地和外銷紅碎茶問題》、《發展廣西茶葉生產的初步意見》、《關於加快雲南茶葉生產的建議》等文章。這些文章中的某些戰略性建議多被採納。目前,我國南方已建立了一批優質紅碎茶基地,質量和數量都有很大提高。

  1982年,他在研究茶葉稅利時指出,茶葉稅一直沿用50年代初期的高稅政策,實行按毛茶山價40%的統一貨物稅,他認為當時為積累建設資金是必要的。而經營部門虧損,他認為茶葉收購價應逐步提高,稅收如果不減免,經營部門將虧損更大,勢必影響出口的積極性。他主張採取國外產茶國低稅、免稅甚至補貼的鼓勵辦法。借民建中央和全國工商聯開展經濟咨詢服務的機會,提出減免茶稅的建議,引起有關部門重視,已部分採納實施。

  吳覺農一生不僅對茶葉事業作出了貢獻,而且在治學、處事、待人等方面也做出了榜樣。

  1942年11月30日,他在財政部茶葉研究所工作時曾以“五種工作態度”勉勵全體職工,一是“公而忘私”,就是公私分明,不能因私廢公﹔二是“動靜兼顧”,就是辦事要冷靜,工作要主動﹔三是“即知即行”,就是說做就做,不要怕錯﹔四是“替人著想”,就是對人對事都要為人著想﹔五是“訓練自己”,就是要勤學苦練、鍛煉身體、努力上進。這些話語重心長,富於哲理,對我們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設,仍有教育意義。

  吳覺農公私分明,廉潔奉公。在上海商品檢驗局工作時,檢余的茶葉決不輕意拿走或私用。抗戰時期,在貿易委員會和香港富華公司辦理茶葉統購統銷工作時,對購銷價格、倉儲費用都一絲不苟,公正地按規定的辦法嚴格執行。這種不要錢,不營私的品德倍受大家稱贊。表明他一生切實做到了廉潔自守、清者自清。

  吳覺農對自己的生活十分儉朴,但對他人的困難,卻慷慨解囊,常以有限的工資和積蓄,資助青年升學或出國深造或作生活接濟。去世前將其位於北京站口之房產,捐獻作為籌建中國農學史料館之用。  吳覺農為振興祖國茶業,鞠躬盡瘁。在他逝世前的一個月還去民族文化宮觀看首屆“茶與中國文化展示周”的展覽,發表了他生前最后一次談話:“我一生當中,最關心的是農民的生活和他們的生產。現在農村裡,茶農還有許多困難,希望你們到農村裡去看看,去幫助他們解決困難,特別是幫助茶農搞好科學種茶和制茶……茶葉生產發展了,中國茶文化也會興旺起來”。充分體現了老一輩專家對茶葉事業奮斗到底的精神。1989年10月28日,他與世長辭。他的高尚品德和為我國茶業建立的功勛,將永遠激勵著人們奮勇前進。

  (作者:汪莘野)

簡歷

  1897年4月14日 出生於浙江省上虞縣。

  1916年 在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畢業。

  1916─1919年 任浙江省甲種農業專科學校助教。

  1919─1922年 在日本農林水產省茶葉試驗場從事茶葉研究。

  1922─1923年 在安徽蕪湖省立第二農業學校任教。

  1924年 在上海任中華農學會干事、司庫、總干事、副理事長兼《新農業季刊》主編。

  1928年 任上海園林試驗場場長。

  1929年 任浙江省建設廳合作事業管理室主任。

  1931─1933年 在上海商品檢驗局任技正、茶葉檢驗處處長,兼浙、皖、贛省茶葉改良場場長。

  1934年 任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副理事長。

  1936年 任中國茶葉公司總技師。

  1937年 任實業部國產檢驗委員會茶葉產地監理處副處長。

  1937─1939年 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專員兼香港富華貿易公司副總經理。

  1940年 在重慶任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處長,中國茶葉公司協理、總技師及技術處處長,兼復旦大學教授、系主任。

  1941─1945年 在福建省崇安籌建財政部貿易委員會茶葉研究所,任所長。

  1945─1946年 創辦上海興華制茶公司,任總經理。

  1947年 在杭州興辦之江機械制茶廠,任董事長。

  1949年 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農業部副部長兼中國茶葉公司總經理。

  1951年 任中央赴朝慰問團分團長,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

  1955年 參加西藏自治區人民政府成立慶典,任中央代表團分團長。

  1956年 任中國農學會第一屆副理事長、第二屆名譽理事長、第三屆顧問。

  1978年 任中國茶葉學會名譽理事長。

  1988年 任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咨議委員會副主任。

  1989年10月28日 在北京病逝。

主要論著

  1吳覺農.中國農民問題.東方雜志,1922,19(16).

  2吳覺農.茶樹原產地考.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3吳覺農.中國茶葉改革方准.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4吳覺農.茶樹栽培法.上海:泰東書局,1923.

  5吳覺農譯.五十年來世界茶葉貿易概況.中華農學會報,1923(37).

  6吳覺農.現代文明與農業政策、中華農學會報,1925(48).

  7吳覺農.浙江農業的特性與合作運動、中華農學會報,1929(71).

  8吳覺農.華茶貿易的現狀與其將來.工商部國貨展覽會紀念特刊,1930.

  9吳覺農.改善華茶之新氣運.國際貿易導報,1931,2(3).

  10吳覺農.改良中國茶葉芻議.國際貿易導報,1931,2(5).

  11吳覺農.華茶俄銷問題.國際貿易導報,1931,2(10).

  12吳覺農,侯厚培.日本帝國主義對華經濟侵略.上海:黎明書局,1931.

  13吳覺農.華茶銷美新展望.國際貿易導報,1932,4(3).

  14吳覺農,沈叔之譯.日本人民對東北事件的公論,上海:黎明書局,1932.

  15吳覺農.中俄復交后茶葉貿易之展望.國際貿易導報,1933,5(1).

  16吳覺農.華茶在國際商戰中的出路.國際貿易導報,1933,5(5).

  17吳覺農.祁紅茶復興計劃.上海商品檢驗局農作物檢驗組,1933.

  18吳覺農.華茶對外貿易之展望.上海商品檢驗局出版(單行本),1934.

  19吳覺農.趙南柔等譯.農業經濟學(上).上海:黎明書局,1934.

  20吳覺農.胡浩川.中國茶業復興計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21吳覺農.薛暮橋譯.農業經濟學(下).上海:黎明書局,1936.

  22吳覺農.范和鈞.中國茶業問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

  23吳覺農.為什麼要統購茶葉.茶聲半月刊,創刊號,1939.

  24吳覺農.中國茶葉貿易與茶業金融.浙茶通訊,1940(8).

  25吳覺農.中國茶業的發展與合作運動.合作經濟,1944(5).

  26吳覺農等譯.茶葉全書.上海:中國茶葉研究社出版,1949.

  27吳覺農.湖南茶葉史話.茶葉通訊,1964(1─2).

  28吳覺農.四川茶葉史話.西南科技,西南農學院編,1978.

  29吳覺農.我國西南地區是茶樹的原產地.茶葉,1979(1).

  30吳覺農.跟上農業現代化大力發展紅碎茶.科學工作者建議(中國科協研究室),1978(2).

  31吳覺農.茶樹在我國西南地區的自然分布.西南農學院茶葉教研組,1979.

  32吳覺農.略談茶樹原產地和外銷紅細茶問題.中國茶葉學會論文資料選編,1980.

  33吳覺農主編.茶經述評.北京:農業出版社,1987.

參考文獻

  ﹝1﹞《吳覺農選集》編輯組.立志不諭振興華茶.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7.

  ﹝2﹞中國茶葉學會.吳覺農同志的生平業績.茶葉科學,1989(4).

  ﹝3﹞陳宣昭.憶覺農.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4﹞陳翰笙.孫曉林等.緬懷革命的農學家吳覺農同志.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5﹞王潤生.在紀念吳覺農先生逝世一周年暨骨灰安放儀式上的講話,1990.

  ﹝6﹞蘇芳華.張芳賜等.學習吳覺農先生茶葉論著的點滴體會.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7﹞錢梁,何耀曾等.吳覺農先生的治學、處事、待人精神,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8﹞夏衍.我與“茶聖”.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9﹞吳大琨.愛國、民主老戰士吳覺農.紀念吳覺農選輯,上虞文史資料,第5輯,1990.

  ﹝10﹞吳甲選.吳覺農先生事跡述略.1991.

(責任編輯:馬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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