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擁堵一天損失10億
國務院參事牛文元:擁堵一天損失10億
童岱 |
2010年11月02日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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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要講究‘節源開流’,‘節源’是把交通的產生以及出行距離減少到最小程度,‘開流’就是創造更多通行的環境。為此,北京需要一個全盤的、科學的計劃,但遺憾的是目前仍然沒有,這是最讓人擔憂的。”“因為交通擁堵和管理問題,中國15座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財富!”這是國務院參事、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組長、首席科學家牛文元最近向媒體披露的最新研究成果。
根據牛文元的計算,中國百萬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單行上班時間要花39分鐘。另外,按照人口計算,中國有15座城市的居民每天上班單行比歐洲多消耗288億分鐘,折合4.8億小時。“上海每小時創造財富2億元,據此計算,15個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人民幣。”
“城市過大、人口過多,使得有限的道路出現擁堵,擁堵會造成誤時誤工,機動車的發動機僅因為擁堵停滯空轉浪費的汽油成本都是很高的。”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接受《北京科技報》採訪時表示,包括北京在內,這麼多城市擁堵的原因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超過了當初城市規劃的預期﹔二是,公共交通設施的供給能力滯后於人口的發展速度。
今年9月中旬,一場小雨讓北京在晚高峰時段發生了9個小時的大堵車,擁堵道路達到143條,北京市交通局的電子擁堵路段圖幾乎全線“飄紅”,網友戲稱那一刻的北京是一個“立體停車場”。
牛鳳瑞談到,北京2萬人/平方公裡的人口密度要求城市的通行能力需要提高,但在有限的道路資源面前,就要大力發展輕軌和地鐵,這是最能緩解交通壓力的公共交通工具。
然而,北京的有軌通車裡程才200多公裡,跟國外發達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的平均水平相比差遠了,隻有人家的20%不到。比如日本東京的有軌通車裡程已經超過1000公裡,但北京的人口比東京還要多。“我們60年代開始建設地鐵,但速度令人不敢恭維,要不是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地鐵修建的速度可能還不會那麼快。”牛鳳瑞說。
“談到擁堵造成的資源浪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京。”中國問題學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告訴《北京科技報》,北京不是沒有出台過相對應的政策。早在6年前,為了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北京市起草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后簡稱《規劃》)並報國務院批准,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城市空間新格局的規劃總體戰略。但6年過去,北京擁堵依舊,狀況更是愈演愈烈。
在胡星斗看來,北京市區的這種環狀布局,會給很多人一種慣性思維,“越靠近中心就越發達,越發達就越吸引人進去”。中國的城市建設,大多都是“單中心”的格局,這與過去的思維方式有關。比如古代的城市建設都是單中心,並簡單地擴張,這與那時的集權政治體制是相適應的。但到了今天,科技的發展讓城市規劃的思路早已大不相同,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應該由多個中心組成。
但在我國很多城市,“官員更注重追求GDP,追求財政收入、政績。”胡星斗告訴《北京科技報》,就房地產這個行業來說,如果是“攤大餅”的城市就最容易得到發展。因為越靠近中心房價越容易哄抬,但越是這樣,路網就會越發集中,交通擁堵越難以解決。如果是多個中心的城市,房價就會相對趨於平穩、平均。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有不少便是這樣,比如像美國的城市,盡管城市中因為地段不同,房價也有差別,但制約房價高低的關鍵因素是治安環境和教育學區分布,而不是因為市中心的緣故而漲跌。
“解決城市交通的根本途徑是什麼得想明白,不然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待城市的就是擁堵和浪費。”建設部城市總體規劃技術審查專家組專家、原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教授文國瑋表示,就北京來說,很多官員、專家認為,搞好城市交通的方法就是要搞好包括拓寬馬路、增加公共交通路線等交通工程。採用這樣的方法,交通擁堵問題得到緩解可以立竿見影,但不能持久,所以只是治標不治本。
1934年,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規劃的重要文獻——《雅典憲章》中,有這樣一句話:“居住與工作的距離過遠是造成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二戰后,英國倫敦為了分散城市人口、緩解交通壓力,在其周邊建了一些“臥城”,讓城市人口分散一部分晚上去“臥城”睡覺,白天來城區上班,結果出現了“鐘擺式”的大量客流,后來造成城市擁堵的巨大壓力。因此倫敦周邊又開始建造衛星城,讓在郊區居住的人在郊區上班,結果緩解了巨大的交通壓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北京現在做的城市規劃,正是60多年前倫敦做過的事,但仍然不吸取教訓,還在建設‘睡城’,這必然造成北京市區的擁堵加劇。”文國瑋指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天通苑和回龍觀,這兩個區域的人口加起來有七八十萬,若是做到居住與工作的基本平衡的話,區域內應該提供三四十萬個工作崗位。但現在那邊多是一些餐飲、超市等服務業,並且提供的工作崗位非常有限。這種狀況,不是公共交通發展了就能解決的,每天幾十萬人進城又出城,在路上耽誤的時間、對城區交通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文國瑋認為,早在規劃之初,北京就應該在回龍觀和天通苑之間建立一個大的工作地區,提供就業機會,並完善各種城市基本配套設施。無論是技術條件、工作環境、薪金待遇都不要比城區差,並採用優先錄用就近居住的居民的原則,這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並緩解城市交通的壓力。交通要講究“節源開流”,“節源”是把交通的產生以及出行距離減少到最小程度,“開流”就是創造更多通行的環境。為此,北京需要一個全盤的、科學的計劃,但遺憾的是目前仍然沒有,這是最讓人擔憂的。所以現在的狀況是,很多人出行距離過長,路上花費的時間過長,機動車在路上擁堵的時間過長,整個城市呈現的是一個低效率、不經濟的狀況。“綠色城市、綠色交通提倡的就是效率,隻有效率高才能綠色,效率低了那麼多的尾氣排放和汽油消耗,哪來的綠色呢?”文國瑋說。
根據牛文元的計算,中國百萬人以上的50座主要城市,這些城市的居民平均單行上班時間要花39分鐘。另外,按照人口計算,中國有15座城市的居民每天上班單行比歐洲多消耗288億分鐘,折合4.8億小時。“上海每小時創造財富2億元,據此計算,15個城市每天損失近10億元人民幣。”
“城市過大、人口過多,使得有限的道路出現擁堵,擁堵會造成誤時誤工,機動車的發動機僅因為擁堵停滯空轉浪費的汽油成本都是很高的。”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牛鳳瑞接受《北京科技報》採訪時表示,包括北京在內,這麼多城市擁堵的原因有兩個共同點:一是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超過了當初城市規劃的預期﹔二是,公共交通設施的供給能力滯后於人口的發展速度。
今年9月中旬,一場小雨讓北京在晚高峰時段發生了9個小時的大堵車,擁堵道路達到143條,北京市交通局的電子擁堵路段圖幾乎全線“飄紅”,網友戲稱那一刻的北京是一個“立體停車場”。
牛鳳瑞談到,北京2萬人/平方公裡的人口密度要求城市的通行能力需要提高,但在有限的道路資源面前,就要大力發展輕軌和地鐵,這是最能緩解交通壓力的公共交通工具。
然而,北京的有軌通車裡程才200多公裡,跟國外發達國家同等規模的城市的平均水平相比差遠了,隻有人家的20%不到。比如日本東京的有軌通車裡程已經超過1000公裡,但北京的人口比東京還要多。“我們60年代開始建設地鐵,但速度令人不敢恭維,要不是2008年奧運會的舉辦,地鐵修建的速度可能還不會那麼快。”牛鳳瑞說。
“談到擁堵造成的資源浪費,最有代表性的便是北京。”中國問題學專家、北京理工大學教授胡星斗告訴《北京科技報》,北京不是沒有出台過相對應的政策。早在6年前,為了解決交通擁堵問題,北京市起草了《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后簡稱《規劃》)並報國務院批准,提出“兩軸—兩帶—多中心”城市空間新格局的規劃總體戰略。但6年過去,北京擁堵依舊,狀況更是愈演愈烈。
在胡星斗看來,北京市區的這種環狀布局,會給很多人一種慣性思維,“越靠近中心就越發達,越發達就越吸引人進去”。中國的城市建設,大多都是“單中心”的格局,這與過去的思維方式有關。比如古代的城市建設都是單中心,並簡單地擴張,這與那時的集權政治體制是相適應的。但到了今天,科技的發展讓城市規劃的思路早已大不相同,像北京這樣的大城市應該由多個中心組成。
但在我國很多城市,“官員更注重追求GDP,追求財政收入、政績。”胡星斗告訴《北京科技報》,就房地產這個行業來說,如果是“攤大餅”的城市就最容易得到發展。因為越靠近中心房價越容易哄抬,但越是這樣,路網就會越發集中,交通擁堵越難以解決。如果是多個中心的城市,房價就會相對趨於平穩、平均。國外發達國家的城市有不少便是這樣,比如像美國的城市,盡管城市中因為地段不同,房價也有差別,但制約房價高低的關鍵因素是治安環境和教育學區分布,而不是因為市中心的緣故而漲跌。
“解決城市交通的根本途徑是什麼得想明白,不然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增加,等待城市的就是擁堵和浪費。”建設部城市總體規劃技術審查專家組專家、原清華大學建筑學院建筑與城市研究所教授文國瑋表示,就北京來說,很多官員、專家認為,搞好城市交通的方法就是要搞好包括拓寬馬路、增加公共交通路線等交通工程。採用這樣的方法,交通擁堵問題得到緩解可以立竿見影,但不能持久,所以只是治標不治本。
1934年,世界上第一部城市規劃的重要文獻——《雅典憲章》中,有這樣一句話:“居住與工作的距離過遠是造成交通擁堵的根本原因。”二戰后,英國倫敦為了分散城市人口、緩解交通壓力,在其周邊建了一些“臥城”,讓城市人口分散一部分晚上去“臥城”睡覺,白天來城區上班,結果出現了“鐘擺式”的大量客流,后來造成城市擁堵的巨大壓力。因此倫敦周邊又開始建造衛星城,讓在郊區居住的人在郊區上班,結果緩解了巨大的交通壓力,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北京現在做的城市規劃,正是60多年前倫敦做過的事,但仍然不吸取教訓,還在建設‘睡城’,這必然造成北京市區的擁堵加劇。”文國瑋指出,最突出的例子便是天通苑和回龍觀,這兩個區域的人口加起來有七八十萬,若是做到居住與工作的基本平衡的話,區域內應該提供三四十萬個工作崗位。但現在那邊多是一些餐飲、超市等服務業,並且提供的工作崗位非常有限。這種狀況,不是公共交通發展了就能解決的,每天幾十萬人進城又出城,在路上耽誤的時間、對城區交通帶來的壓力可想而知。
文國瑋認為,早在規劃之初,北京就應該在回龍觀和天通苑之間建立一個大的工作地區,提供就業機會,並完善各種城市基本配套設施。無論是技術條件、工作環境、薪金待遇都不要比城區差,並採用優先錄用就近居住的居民的原則,這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提高當地居民的生活質量,並緩解城市交通的壓力。交通要講究“節源開流”,“節源”是把交通的產生以及出行距離減少到最小程度,“開流”就是創造更多通行的環境。為此,北京需要一個全盤的、科學的計劃,但遺憾的是目前仍然沒有,這是最讓人擔憂的。所以現在的狀況是,很多人出行距離過長,路上花費的時間過長,機動車在路上擁堵的時間過長,整個城市呈現的是一個低效率、不經濟的狀況。“綠色城市、綠色交通提倡的就是效率,隻有效率高才能綠色,效率低了那麼多的尾氣排放和汽油消耗,哪來的綠色呢?”文國瑋說。
(責任編輯:馬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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