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光明日報》，刊載了袁隆平講的一個故事：“2000年，郴州一個農民開玩笑地對我說，袁老師呀，我們感謝你，讓我們吃飽了肚子﹔我們又要埋怨你，把產量搞得那麼高，糧食不值錢了哦。我就對這個農民說了一個‘曲線致富’的道理。如今種糧食確實不賺錢，但是又少不得。你可以拿一部分田出來種高產水稻，騰出一些地方來種賺錢的作物，那不是又有飯吃又有錢賺了嗎？過了兩年，又見到這個農民，他告訴我‘曲線致富’成功了，糧食豐收，西瓜、蔬菜也賣出了好價錢。他這回百分之百感謝我了……”

　　我們對袁隆平先生的境界深感敬佩。但是在這則小故事裡，還是有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東西。首先，我們必須認識到，從長期的角度來看，農業技術進步的一個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谷賤”。為什麼這麼講呢，從長遠角度看，假如我們每年沒有新增的1000萬人口，及其吃飯需要，假如我們的人口總量和結構日趨穩定，那麼農業產品的需要最終將表現為缺乏彈性的特征，也就是說需求表現得比較穩定，不會出現較大起伏。同時，即便農業生產技術維持原來狀態，或者發生巨大進步，都將導致供給大量增加，這樣兩種力量作用的結果必然使價格大幅下降，從而使農業收益劇減。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谷賤”。顯然，農業技術進步與農產品供給的增加、價格的下降之間，還是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的。

　　但是“谷賤”是不是意味著一定“傷農”，這是一個需要辯証看待的問題。從直觀的角度，這個結論是成立的，農業收益的減少，意味著農民收入的減少。但是從長期的角度來看，“谷賤”———即價格下跌同樣也會改變人們的行為，它的一個直接結果是鼓勵農民離開農業。美國的農業經濟史就可以說明這個問題。200多年前，大部分美國人住在農村，而且大多數都在當農民。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生產技術的進步，到1950年，美國隻有1000萬人在從事農業生產，佔勞動力的17%，到2000年，這兩個數字分別下降到了300萬和2%。數字巨降的另一面，是農業生產率的巨大進步，盡管農民人數減少了70%，美國農業2000年生產的作物與牲畜仍然是1950年的2倍多。所以谷賤帶來了什麼，就美國而言，是提高了農業生產率，促使農民離開土地，輾轉進入工業文明，促進社會生產結構的轉型，推動社會的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通過政策杠杆、價格杠杆保護農民收益，這是不錯的，但是也不能把科學技術的進步看成是谷賤傷農的原因。

　　袁隆平發明水稻高產技術的初衷，是要解決1000多萬人的吃飯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仍然有強大的大米需求。所以，增長的供給和增長的需求，這種雙向的力量足以抵沖“價格下降”帶來的負面效應。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說明現實的“谷賤傷農”問題與農業技術的進步未必有一種緊密的因果聯系，農業技術進步仍然是必要和不可忽視的，而如何改革現有的糧食收購體制、糧食供給機制、糧食價格機制，倒是需要我們給予更多關注的。